张煌言暗暗点头，他估计可能与朝廷有关，邓名行事比郑成功、李定国要肆无忌惮得多，孙可望篡位前好像都没有邓名这么嚣张。自古以来好像都很少有邓名这嚣张的，总是**裸地把天子放在天平上称量，与另一边的利益相权衡；就算有人和邓名做差不多的事，也不会像他这样毫无掩饰——哪怕是篡位者，最终也是要做人上人的，就算他们称量君王的价值，但肯定不能鼓吹这种思想，而是同样要教导大家忠君爱国，为君主贡献出自己的一切。

如果一贯唯利是图、蔑视士人和朝廷的邓名这次突然提出要给仍被缅人软禁的皇室进贡，或是资助缙绅自己开办的书院的话，张煌言并不会感到丝毫的意外。刚才邓名对吕留良的态度也和之前大不相同，张煌言怀疑邓名已经有了改变自己形象的念头，开始尝试从天子手中夺取缙绅的支持，而对吕留良的姿态就是邓名施展大计的第一步。

“这一成是给日本德川幕府的。”邓名一副理所当然的样子：“德川幕府严禁泰西人在日本交易，锁国令只对我们明军留了一个口子，所以泰西人想和日本贸易只能通过我们转手，这简直就是明摆着送我们利润，我们当然应该有所表示。”

“可德川幕府说了这是帮助我们。”一成的贸易利润并不少，而且张煌言等人也答应了将军的要求，在战后替日本物色一些老师，帮助德川幕府实行文教：“他们也是在自救，如果我们顶不住了，他们就要面对鞑子的威胁了。”

“他们已经面对鞑子的威胁了，清廷灭亡我们以后会不会去打日本不知道，我估计打的可能性几乎没有，但支持我军就会激怒清廷，不能让德川幕府白白帮忙。”邓名认为让日本白白帮忙是种很危险的举动，因为既然对方不能从帮忙中拿到看得见的好处，那对方就未必会有坚持帮忙的动力：“现在德川幕府帮我们，只是因为他们对鞑子没有好感，而感情这东西是靠不住的，只有银子才靠的住。”

张煌言不由自主地点了点头，几乎在一瞬间后就醒悟过来，在心里大叫道：“什么叫‘只有银子才靠得住’？我自幼束发受教，怎么会赞同这么寡廉鲜耻的话语？在遇到邓提督之前，我是绝对不会有这么想法的，一眨眼的时间也不会有。”

最近几年舟山正急速地被邓名影响，最典型的就是“打仗就是化妆成鞑子去偷袭他们的营地”，其次就是经济观点，以前舟山基本是靠张煌言的个人魅力和义勇军的满腔热血来维持的。现在张煌言和义勇军的魅力和热血依旧，但还多了邓名搞来的大笔银子，而在有了银子换回的粮秣、铠甲、武器和船只后，舟山军也回不到从前了。现在舟山军从上到下都很重视训练、装备、后勤，这固然让他们如虎添翼，也导致从张煌言到普通小兵都自然而然地开始接受邓名的价值观。

不过邓名还没有说完：“福建、浙江和我的这份，都可以出售转让，但给德川幕府的这份不行，我们只是给日本人分红的干股罢了。这毕竟是我们自己的公司，延平世子、张尚书、建平侯咱们是自己人，而德川将军不是。而等我们驱逐鞑虏后，不用求着幕府的时候，我们就要重新考虑是不是还需要分给他这么多钱了。”

“这才是我认识的邓提督。”张煌言再次意识到自己刚才的想法太幼稚了，邓名对吕留良态度和蔼应该是个反常现象，可能是邓名昨天没睡好，或是中午吃得很好心情愉悦；而现在这个精打细算、一说起银子和买卖就两眼冒光、走一步看十步的邓名，才是张煌言所熟悉的那一个：“他是不会给朝廷进贡的。”

就此邓名和张煌言把对郑经的策略定了下来，邓名还又写了一封信，专门向郑经推销南洋公司这个概念，称这是能够让抗清同盟多赢的最佳策略。

“你怎么看保国公？”

吕留良转天就打算带着妻子去四川，临行前他又向邓名推荐了张岱，在吕留良启程前，张煌言问他对这位在江南缙绅中声名狼藉的年轻国公的印象。

“在给陶庵先生（张岱的号）的信中我已经说了，国公之前没有刻意摆出一副礼贤下士的模样，是因为他待人诚恳而不虚伪。”在去四川之前，吕留良应张煌言之请，给各地的鲁王系缙绅写信，对邓名的品行进行描述，今天已经六十五岁的张岱在江南缙绅中享有盛名，张煌言当然希望他能前来参加邓名集团，好吸引更多的鲁监国系缙绅前往成都、叙州，为鲁系缙绅独霸四川舆论圈打下坚实基础：“虽然只得一见，但我以为保国公仿佛周郎。”

“嗯，”张煌言满意地捻须微笑，不停地点头，总算是把重量级的缙绅塞进去了，希望其他人也能接踵而至，不然那个任堂还真是不让人放心，听说上次邓提督让他写个十胜十败的檄文都吭哧不出来，真是把鲁王系士人的颜面都丢尽了：“与公瑾交，如饮醇醪,不觉自醉。说得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