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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两军不断聚集,淮扬地区战云密布的时候,一个北京的秘密使者来到位于山东边境上的康亲王大营中。用北京的话说,这个使者肩负的使命就是去执行缓兵之计,让邓名不会疯狂破坏江北的农村——既然已经决定动用中央军南征,清廷知道沿途的乡村肯定是要不得了,只要不把城市也都摧残得几年无法恢复就好。不过如果能缓一缓邓名的脚步,让乡村能够完好地保存到清军过境,那不是还能给清廷省点军粮嘛。
现在北方的督抚都觉得邓名在某方面是个死脑筋,比如这个缓兵之计吧,他就一中再中,屡教不改,导致北方督抚看邓名颇有点当初邓名看李世勋的感觉。听说又是缓兵之计后,康亲王扫了一眼高参李国英一眼:“为何邓名总会中这个计?他又不傻。”
李国英的心脏又砰砰地跳了两跳。万县突围后,为了给王明德等人平安归来做一个合理的解释,川陕总督也只好用了缓兵之计这个说法。就说王明德虚以委蛇,在实力不足的时候用缓兵之计拖住了邓名,然后寻找到机会一举突围。重庆的驻防八旗也是跟着王明德一起脱险的,他们能证明李国英没有撒谎。
“诈降计一般不管用,但对邓名就是管用,嗯,下官分析他的心理是:他第一次被诈降骗了,以后就想成功一次,以证明他最初的判断是没错的。”可惜李国英不知道强迫症这个名词,不然解释起来就更轻松了。李国英告诉杰书和遏必隆,邓名不善于攻城,所以对于没把握攻下的城市,他总是寄希望于对方不是诈降而是真正投降:“而邓名这个人特别地重信,所以不管他被欺骗了多少次,有人第一次欺骗他的时候,他往往会选择相信而不是怀疑。”
“嗯,诈降应该不是主要的原因,主要原因还是他特别不善于攻城。不过重信也是一个原因,特别老实的人,总是会以为其他人和自己一样老实的。”遏必隆并没有和邓名接触过,不过从各省督抚的奏章上看来,邓名这个人确实不聪明,有一股子蛮力,但缺心眼、天生厚道,所以能被各地的督抚们耍得团团转。
遏必隆的总结让李国英暗地里不住苦笑,邓名年纪虽然不大,但却是李国英见过的人里古怪花招最多的,不过李国英的描述也基本是这个意思。既然各种计谋对邓名都有用,为了说明其合理性,那李国英也只能把邓名描述成一个憨厚的家伙。想到自己过去写的奏章,李国英对东南督抚的宣传也产生了怀疑,不过李国英认为东南的抵抗力量要比川陕绿营更成功,因为东南毕竟连城池都没有丢失过,而李国英却把包括忠县在内的大片领土丢给了邓名——李国英认为或许东南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也不得不为了拯救军队而和邓名进行过交易,不过他们的抵抗更顽强,
北京这次缓兵之计的理由当然不是诈降,那些被邓名围住的孤城可以用这个理由,但十分天下有其八的大清不能用,除非邓名的智力真和蝼蚁一般,否则他绝不可能信。这次北京的理由就是议和,北京表示有诚意寻求停战,而现在明军占有的土地,清廷也可以割让放弃。
虽然北京对康亲王称这是缓兵之计,但杰书却不完全这样看,在他离开北京之前,就知道议和在北京已经有了一定的市场。多年前李定国两厥名王后,顺治就很认真地考虑割让七省给永历,从而结束战争,但被坚持主战的洪承畴说服了。
邓名几次东征都如入无人之境,更和郑成功一起连续消灭大量清廷军队,导致北京对全国的控制能力不断下降。所以在一年前,北京就又开始流传“自古有南就有北”的论调,如果不是邓名在高邮湖杀了顺治和清廷结下了不共戴天之仇,说不定早就有人在朝堂上公开提出议和的建议了。
郑成功死后,北京兴奋了一段时间,认为压力大减,可以集中力量收拾邓名了。可还没有高兴几天,邓名就又一次发动东征,而且这次更史无前例地截断了漕运——这给了北京官员以当头一棒,让他们意识到四川的实力依旧强大,依旧有可能掐断运河大动脉。
看着朝廷发来的议和文书副本,遏必隆的心情十分复杂。在这份合约草稿里,北京不但表示愿意放弃四川、云南这些明军仅剩的根据地,还愿意从贵州退兵,甚至愿意放弃广西和湖南来交换汉水流域、崇明岛和舟山。
从战略形势上看,清廷的条件无疑非常优厚,其中更暗示,明廷到底是保护永历回昆明继续坐龙椅,还是另选贤良继承烈皇大统,清廷对此都毫不关心。换句话说,清廷的谈判对手是邓名,而不是永历或是李定国或是郑经,只要成都同意和北京划分势力范围就好。
和杰书的看法一样,遏必隆认为如果邓名肯议和,北京未必不肯弄假成真,把缓兵之计变成正式的合约。至少遏必隆不会坚决反对这样一份合约,满人已经征服了大片的土地,富饶的省份足以保证八旗过上舒服的日子,只要能保住这些胜利果实,稍微还几个省给汉人也不算什么大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