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警来后，我才知道这件事。我将川岛芳子从睡梦中叫醒，她就被带走了。开始，我并没有觉察到是执行死刑。我带她一起出了牢房，当走到女监长廊的尽头时，只见门口站着两名男看守在等着她。因为我是女看守，任务就是把她送到这里，当我刚要返回时，才恍然大悟，想到是要执行死刑。不大工夫便听到了枪声。”

法院当局还通过一些报纸，刊登了据说干过20年看守工作的某看守长的谈话：

“被叫出来的金壁辉，对死是有充分思想准备的，当最后生存的一线希望断绝时，她还想穿上她父亲送给她的白绸裤子，但却没有得到准许，她也就老实地服从了。”

尽管法院公布了这些处刑前后的情况，却还是没有解除人们对川岛芳子之死所产生的疑团。尤其是在北平居民中间，留下了许多猜测。甚至连川岛芳子的亲哥哥宪立也不能确定妹妹的生死。摘录宪立日记中最后一节的原文看看：

“……芳子处刑后的尸体，如果没人认领就会被送到公共墓地，同许多尸体堆放在一个坑里埋葬。因为我不希望那样做，所以托了日本和尚认领尸体，而且必须立即火葬。因此日本和尚领尸后，就立刻火化了。这是事实。这具尸体，是否是芳子的我还没有足够的材料做出判断。收领尸体的和尚并不认识芳子，即便看见脸面：因为子弹是从头后部打进，从面部穿出，炸得令人难以分辨。所以很难说究竟是什么样的模样。芳子现在是生是死？我却无法做出判断。”

究竟川岛芳子在3月25日有没有被枪毙？监狱里面到底发生了什么？

3月25日凌晨，在十九团二营四连宪兵队的警戒护卫下，法警到北平第一监狱单间牢房提人。川岛芳子的牢房从一道铁门进去，是一个大坝，拐弯进去狱长办公室，环境肃穆森严。牢房是一小间一小间的平房。她的囚室是正方形的，由于年久失修，四周的白墙已经变成灰色，不少地方墙粉已经剥落。房间高度有3米半左右，上方有一个70公分见方的铁窗。天棚角上，有一个30公分的窟窿，吊一个小灯泡，与隔壁牢房共用。房间里放着一张宽一米、长两米左右的木床，角落里放着一个大马桶。

此时法警把川岛芳子押赴刑场——北平第一监狱的一块空地上，四周是高墙。负责警戒的谭良泽与狱长都认为刑场并不开阔，人多不安全，决定不放进任何记者，但不知什么原因竟然混入两名记者。此时，刑场内有法官、狱长、行刑的法警、法医、两名记者以及监督行刑的十九团二营四连的宪兵队。被带到刑场中央的川岛芳子，由于经常吸鸦片和吗啡，再加上一年多的牢狱生活，脸色发黄，又显得浮肿，一头齐耳短发，看上去四十多岁。川岛芳子态度很沉着。法警将她带到桌子前边，按法律规定核对了姓名，得到本人回答无误后，便宣布罪状和死刑判决书。

据谭良泽的回忆，在宣判其死刑的一瞬间，川岛芳子面不改色，显得很冷静，让人感到川岛芳子似乎正在盼望这一天的到来。最后问了问她是否要留遗嘱，可她什么也不说。接着按惯例给死刑犯两个馒头，但她不想吃。法官问她：“金壁辉，河北省高等法院今天奉最高法院命令，执行你的死刑，你有什么话要说？”她微微抬了抬头：“请求允许我给父亲川岛浪速写一封信！”法官说：“同意你的要求。写信要人代书吗？”“不用。我自己写。”“你能用毛笔？”“可以。”法警替她托着砚台。她写得一手娟秀日文，站立着一气写下。

谭良泽记得当时她写了两张十行纸，内容大意是：

父亲大人：

终于三月廿五日的早晨执行了，请告诉青年们永远不止地祈祷中国之将来，并请到亡父的墓前告诉中国的事情，我亦将于来世为中国而效力，义女芳子。

法官又问她还有没有其他要求，川岛芳子请求转交这封遗书给义父，并希望穿上义父川岛浪速送给她的一身白绸衣服，法官同意转交遗书但穿衣服的要求被拒绝了。

这时两名法警走过来，将她架着，转过身去，向前走了十几步，面对监狱的围墙站定。准备在旁的一名法警听到口令后，走到川岛芳子身后，托起步枪，上膛、瞄准，扣动扳机，对准川岛芳子的后脑开了一枪，却是哑弹，估计是枪械故障，该法警再次拉动枪栓，第二次扣动扳机，金壁辉应声倒地。子弹由后脑穿出右额。法官、狱长、法医上前去验尸，将她翻身朝上。这时的芳子，两眼圆睁，口角溅着血和泥土。不久之后，川岛芳子的尸体被从刑场里抬出，让群众围观。

这样看的话，川岛芳子确实是被枪决了的。但是正当3月末的北平城春暖花开，人们逐渐忘却了几天前的枪决事件的时候，北平人民平静的生活又突然在4月1日这一天被报童的叫卖声打破：“最新消息！最新消息！3月25日被处死的女汉奸金壁辉的替身是刘小姐。”

各报纸在这一天相续披露关于金壁辉的潜逃事件，说的是第一监狱关押的女囚犯刘凤玲，她母亲为获得10根金条的酬劳，把刘凤玲作为川岛芳子的替身去受刑。后来刘凤玲的妹妹发现国民党骗人，说话不算数，便将这事揭露出来。

还有报纸也在这天刊登了一条说得神乎其神有鼻子有眼的消息：

“在行刑前一两天夜里，川岛芳子的牢房里进来一个国军军官。他在川岛芳子耳边小声说：处决您的日子就要来临了，大约是在后天黎明之前。但是请您放心，执行者用的子弹不是实弹，而是空弹。请您一听到枪声就立刻倒下。”

川岛芳子的话题再次被提起，各种猜测如雨后春笋般冒了出来。诸多内幕奇闻被公诸于世，整个北平城立刻像被捅了的马蜂窝一样沸腾起来。但是，从第二天起，各报社不约而同，什么也不再发表，连金壁辉的金字都不再写了。这就更加令人怀疑。

川岛芳子究竟是死了还是没死？历来公众的疑点集中在几个方面：

一是在执行枪决的那一天，国民党当局并没有通知新闻局及诸多报社，事后解释的理由竟是“忘了通知”。

二是枪决川岛芳子过程的保密性。枪决日期被定在1948年3月25日上午6点45分。尽管当局百般遮掩，还是被不少消息灵通的记者打探到了。当记者到达后，监狱大门却紧紧关闭，除了允许两名美联社的记者进入外，其他的记者全被拒之门外。为什么对川岛芳子进行公审后却没有公开枪决，难道只是为了做表面文章？再说枪决，大门关上后，行刑开始。枪响过后，在外等候多时的记者们蜂拥而入。记者们看到了一具刚被执行了死刑的女尸。有记者描述：“该尸头南脚北，弹由后脑射入，由鼻梁骨上射出，头发蓬乱，满脸血污，已不能辨认。”记者们认为，枪决选择在监狱内秘密进行，并且违背诺言，不让记者观看行刑过程实在可疑，再加上尸体已经面目全非，根本无法判断是不是川岛芳子的正身，因此，很难相信川岛芳子真的死了。

三是关于川岛芳子的发型之说。中国《大公报》报道，川岛芳子的死刑实际上并没有执行，被处死的只是她的一个替身。报纸上刊登的女尸照片留着女士长发，而据川岛芳子的秘书小方八郎说，川岛芳子历来剪的都是男士短发，所以被处决的绝不是芳子本人。

四是川岛芳子在日本战败之后还停在北平之说。她肯定知道自己有危险，而且至少有两个地方可去，日本和内蒙，但是她最后选择了留下，这背后肯定有原因。

五是川岛芳子在受审的法庭之上公开藐视法官之说。在法庭上，她平时放荡不羁的性格没有丝毫收敛，似乎有恃无恐，确信自己不会被判处死刑，莫非自己真的有很强大的后台？

六是川岛芳子努力自救之说。她曾经派人让胞兄宪立去找田中隆吉和多田骏，请他们出面向美国驻日本最高军事长官麦克阿瑟将军求情。此外，她还通过孙中山的儿子孙科向国民党上层人物疏通关系。在各方面的努力下，南京政府开始注意这个“卓越的”日军“一枝花”。蒋介石秘密电令北平方面将川岛芳子押送到南京接受审查。

七是军统局想尽一切办法保护这个有重大利用价值的超级女间谍之说。川岛芳子还亮出了自己的王牌——北平和南京方面日伪的谍报网——来作诱饵请军统局头子戴笠帮助营救她。据传，一天夜里，军统局的一位年轻少校秘密地到禁止男人去的女牢里探望了她，温和地对川岛芳子说：“金司令，明早检察官将携带处决执行证来这里。死刑的执行将在本监狱的澡堂和厨房前面的广场进行。届时由我指挥……士兵的枪是空枪，没有弹头……士兵并不知道……但是，请你应枪声倒下。验尸由我来做。”接着又说：“我们已准备了一口特制的棺材。运出监狱以后，我们的同事会把你送到安全地点的。”川岛芳子衷心地说了声“谢谢”后，那位军官就不见了。

事隔多年，我们已经很难再去揣测川岛芳子死亡与否，但可以肯定的是，这位曾经风华绝代的第一号女间谍，终究是退出历史的舞台了。

半个世纪以来，川岛芳子一直被看作中国的大汉奸。但川岛芳子受的是日本人的思想教育，那样的童年她无从选择。中国法庭坚信她身上流着肃亲王的血是铁的事实，但川岛芳子并不是故意走上汉奸的道路的，是时代捉弄了她。

我们来看看她在被判死刑后给小芳八郎秘书写的一封长信：

“我真的成了小丑，天才的小丑。报纸说，有人建议卖门票，把我当作玩物供人观赏，将收入用来救济贫民。监牢是人生的筛子，筛选出来的人就是伟大的人。像我这样被世人误解的人是很少的。人在临死之前，会变得非常了不起。‘花儿献给你……’我的命运使我变成了诗人，我写了很多诗。科长鼻子特别大，人们都叫他大鼻子，人们都管我叫二鼻子，而难友们却叫我‘傻哥’。再过5天就是新年了，我真想吃年糕、年糕菜汤和年糕小豆汤。我不愿意同人埋在一起，可以和猴子埋在一起，猴子是正直的动物，狗也是正直的动物。公审那天，法官问我为什么回到北平，我说因为我养的猴子得了痢疾病，大家哄堂大笑。这个庸俗的世界，没有人能理解我珍爱如命的就是猴子。那些要死而没有死成的人，应该成为世上的伟人、圣人，并由他们来进行统治，所以，人们应该常常经历一下内心的死亡线……”

川岛芳子的人生确实是难堪的、无从选择的，但同时，也是张扬跋扈、精彩跌宕的。具有多重身份的川岛芳子最终由中日的亲友共同为她收尸，火化后的骨灰由中日亲友各留一半，她的坎坷一生终告结束。

第五章孙传芳：祸根深种立屠刀

1935年，大军阀孙传芳在天津被刺死一案，一度轰动朝野，此案几经审理，凶手施剑翘不但没被处死或判刑，反被赦免无罪，其中情节令人兴叹。人们都想知道：到底是谁杀死了孙传芳？这个人是什么来历？他和孙传芳之间到底发生了什么，导致将孙传芳杀害？想要回答这些问题不妨让我们回顾一下，这位原北洋军阀、前五省联军总司令孙传芳传奇色彩的一生。

孙传芳，山东历城人，生于1885年，自幼丧父靠母亲精心抚育而成人，后因家境实在难以维持，把姐姐嫁给了山东王姓督军做姨太太，使孙传芳得以和王姓子弟一起读书，因天资聪明，又靠王姓督军的势力，保他进了清政府主办的保定军校。从此，他的人生才出现转机，很快踏上了一条青云直上的仕途之路。

孙传芳本人面相怪异，一只耳大一只耳小。善欺骗，好投机，是个做事诡秘多端的投机高手。自认为天宿下凡，其野心之大，想“挟天子以令诸侯”……曾因耍诈差一点被割下头成了上海大流氓杜月笙的见面礼。看似其貌不扬，却在短短几年列居三大军阀之首。为争权，大动干戈，战祸不断，置百姓于水火之中……为争势，竟俯首拜张作霖为父，拉张学良结为把兄弟。

1902年，孙传芳由姐夫王英楷推荐，进入北洋陆军练官营当学兵，不久，又转移到北洋陆军速成武备学堂就读。之后，孙传芳赴日留学，后考入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步兵科第六期学习军事，期间加入同盟会。次年，孙传芳学成回国，同年经清政府陆军部考核，授步兵科举人，并担任北洋陆军第二镇第三协第五标教官。中华民国建立后，孙传芳任第二师第三旅第五团的辎重营营长。1913年至1921年，孙传芳一直驻守湖北，期间深受湖北督军王占元赏识，屡屡升职，由第五团团长、第三旅旅长、第二十一混成旅旅长直至湖北第十八师师长，一度还任长江上游警备总司令，军衔也从少将升至中将。

在此期间还有一段比较有意思的小故事——孙传芳禁穿旗袍。孙传芳不仅要求取缔模特儿，还极力反对女子穿旗袍。他认为那种衣服“太勾男人的眼珠儿，且女人露臂袒膀有伤风化，易招（男）人想入非非”。有时，他在街头看到年轻女子穿旗袍或裙子，便会紧皱眉头，双眼紧闭，甚至双手掩目，转过身去，以示自己“非礼勿视”。虽然如此，他的姨太太却不吃这一套。有一次她去杭州灵隐寺烧香拜菩萨，竟堂而皇之地穿着旗袍。孙传芳知道后也无可奈何，只好摇头叹息道：“内人难驯，实无良策。”投壶是中国古代宴会时的一种娱乐游戏，即主人与宾客轮流将箭矢扔向特制的壶中，比赛看谁扔进最多，然后输的被罚饮酒。孙传芳对于这项早已失传数百年的游戏很感兴趣。为了显示自己的“温文儒雅”，他特地在南京举行“投壶仪式”，并邀他所设立的婚丧祭礼制会会长章太炎前来共襄盛举，不过章太炎并未赏光。后来，国民革命军打败孙传芳，有人即戏称是“枪炮战胜了投壶”。

1921年，直系军阀曹锟、吴佩孚控制了湖北军政大权。吴佩孚对孙传芳非常欣赏，任命他接任第二师师长。从此孙传芳一跃变为直系军阀的一员大将。

几年后，孙传芳率领军队进入福建，出任福建军务督理。1924年，直系军阀齐燮元讨伐皖系的卢永祥，江浙之战爆发，孙传芳奉曹锟之命出兵援助齐燮元，夹击卢永祥，占据浙江，并乘机大肆扩军。随后，他被大总统曹锟任命为闽浙巡阅使兼浙江军务督理。同年授衔恪威上将军。之后，“北京政变”爆发，段祺瑞、张作霖、冯玉祥联袂组建“临时执政府”。张作霖统率大军，举兵南下，大肆扩张奉系实力，直逼长江流域。孙传芳为保全自己利益，多方联络反奉势力，对张作霖军队进行反击。孙传芳对奉军突袭得手，占领上海、南京，并将奉军逐步逐出江苏和安徽。孙传芳打败奉系军阀、山东督办张宗昌的部队；其中，在皖北固镇的一次战役中，施从滨（安徽省桐城人，保定将弁学堂毕业）奉山东督办张宗昌之命迎头截击。施从滨困孤军深入，在皖北固镇兵败被俘。当施从滨率军南下时，孙传芳连发三个电报要施同他合作，倒戈内应，但施不予理睬。孙传芳俘虏施从滨后，即于当晚处决施从滨，不仅枭首示众，而且又将施暴尸多日，不准施家收尸，以振军威。

孙传芳轻率处决了奉军被俘将领施从滨，为他日后种下了祸根，正所谓“谁种下仇恨，谁自己遭殃”。这就是十年之后施从滨的女儿施剑翘为父报仇的缘由。

孙传芳打败奉系军阀、山东督办张宗昌的部队，并俘获了张宗昌的部下，极大地鼓舞了东南各省。随后，鄂、皖、赣三省直系将领公推吴佩孚、孙传芳共主大计。1925年11月25日，孙传芳从徐州凯旋，成立浙、闽、苏、皖、赣等五省联军，自任联军总司令兼江苏总司令，聘日本军官冈村宁次为高等军事顾问，开办联军军官学校，自兼校长。这时候他成为直系后期最有实力的军阀。在其鼎盛时期兵力可以达到20多万人，同时海军跟空军也很强大。

1926年6月，为了反对军阀反动统治，北伐军开始北上。革命的三大对象是张作霖、吴佩孚、孙传芳。同年9月，北伐军浩浩荡荡进入江西，孙传芳打着“保境安民”的口号，亲自到九江督战。几个月激战之后，孙传芳的部队损失惨重，从而不得不放弃闽赣、退保江浙，与北伐军进行对垒。北伐军曾经很多次劝孙传芳归顺并投降，孙传芳却坚持反共、讨赤的立场，拒绝任何的谈判。失利后，孙传芳见北伐军势不可挡，乃于11月18日改名化装乘普通客车由南京抵天津拜见张作霖，向张乞授认错，表示东南大局静听张作霖主持。孙传芳还与张学良拜盟，认张作霖为义父。张作霖大喜过望，表示不计前仇，并邀孙传芳参加正在召开的军事会议。孙传芳在会上建议组织讨赤军统率办事处，推张作霖为全国讨赤总司令。会议决定让张宗昌率直鲁联军援孙传芳，孙传芳让出江苏、安徽的北部给直鲁联军。1927年8月，在南京龙潭一带，孙传芳的部队与北伐军展开激战，几乎全军覆没。第二年春天，孙传芳被张作霖任命为鲁西前线总指挥，与蒋介石、冯玉祥的部队作战，失败后逃回济南。没多久，张作霖在沈阳皇姑屯被炸死，孙传芳的部队残部撤至河北滦州一带，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孙传芳不得不宣布解体。

1928年底，孙传芳退至关外，来到沈阳，被东北军张学良礼遇，之后，又躲到大连。12月，东北易帜，孙传芳、张学良关系也不如往日。后来，阎锡山、冯玉祥联合反对蒋介石的军事独裁，孙传芳分外高兴，积极加入反蒋同盟阵营，可是，随着“中原大战”的失败，孙传芳东山再起的美梦也彻底破灭了。“九?一八”事变爆发后，孙传芳举家由东北迁至天津隐居。居在天津，孙传芳当然也不会如此寂寞下去，便在政治上开始转向与蒋介石政权较量。所以当时孙传芳的很多举动也引起了蒋介石的不满。

“九?一八”事变后，当时华北局势复杂，一方面日本极力拉拢这些旧军阀，当时土肥原贤二、冈村宁次等都造访过孙传芳。另一方面，南京国民政府的特务机关对孙传芳这些人也加紧监控，警惕他们为日本人所利用。面对如此复杂的政治局面，孙传芳也深知自己所处环境的复杂，所以公开声明不被任何政权利用，并且闭门谢客，深居简出。

曾担任过北洋政府总理的靳云鹏，下野后也住在天津，他劝孙传芳皈依佛门。

孙传芳皈依佛门之后，法名“智园”，经过一段修行，孙传芳几乎变了一个人，以前东山再起的夙愿不再萌发，言谈举止亦和往日大不相同。也许“孙联帅”果真净化了灵魂，为行善事。每到炎夏，他家门前必放置一些绿豆汤，免费供应过往行人消暑解渴。1933年中秋夜，孙传芳竟对入宅行窃之徒大发慈悲，非但不加惩罚，反而命人赏米放归。孙传芳的善举被传开后，新闻界即以《孙公馆缉贼赏米，中秋夜乐善好施》加以报道。世人闻之纷纷议论“孙联帅如今已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了”。1935年11月，居士林的殿堂里，随着刺客施剑翘的几声枪响，孙传芳立即毙命，也令对他进行观望的人们失去了继续考察的对象。

那么究竟是怎样的一个人，敢于刺杀五省联军统帅孙传芳呢？

民国时期刺杀成一时风气，陶成章、宋教仁、郑汝成、陈其美、汤化龙、徐树铮、张绍曾、廖仲恺、邵飘萍、史量才、杨杏佛都是被刺身亡，汪精卫遇刺受重伤，宋子文遇刺安然无恙，这些政治暗杀难道真成为了历史上的重大疑点？当然也有为报仇雪恨刺杀大人物的，如山东省政府副总参议郑继成为父报仇，刺杀直系大军阀、“狗肉将军”张宗昌。身为刺客，既要身手矫健，又要视死如归，决非胆小惜命的常人所能胜任。以男性的歧视眼光看来，此等行为女子更不可能有。然而，凡事总有例外。中国古代的奇女子中，东汉酒泉女子赵娥便为父亲赵安报仇，手刃仇家。这个历史故事的大致情节为：赵安被同县的李寿无端戕害，此前，他的三个儿子都夭折了，膝下荒凉，只剩女儿赵娥，也已嫁为人妇。李寿沾沾自喜，以为赵家连个壮丁都派不出，纵然结下了血海深仇，终究拿他没辙。仇家吃下了定心丸子，比先前更为骄恣，赵娥表面上没什么明显表示，复仇之心却坚如磐石。她私下准备了一把锋利的短剑，藏在袖子里，常常坐着帷车，静候时机，可是十多年都未能如愿。后来，赵娥与李寿在都亭狭路相逢，她毫不迟疑地拔出利刃，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刺死仇家，随即前往县衙投案自首。她如释重负地说：“小女子的父仇已报，请大人定罪吧。”县令被赵娥的大义感动，不忍加害于她，竟打算挂印而逃，与她一道远走高飞。赵娥感谢县令的好意，却不肯隐姓埋名，流落异乡，以待罪之身苟活人世。她振振有词地说：“杀死仇家，这是我的夙愿。因此触犯刑律，该当如何处置，那是您的职分，我绝不草间偷生！”赵娥的言行义薄云天。尽管汉代法网严密，但各级官员仍纷纷出面为她求情，她最终获得朝廷特赦，一时间成为天下景仰的奇女子。在民国时期，也有一位女子的行为和遭遇与赵娥极其相似，她刺杀的仇家来头更大，是直系军阀孙传芳，其雷霆一击也比赵娥当年的壮举更轰动天下。这位侠女便是施剑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