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绍仪在政治和外交活动中确实有许多漂亮的作绩。

1904年，清朝政府任唐绍仪为全权议约大臣，赴印度与英国代表谈判有关西藏的问题。唐绍仪坚持了民族立场，运用灵活的外交手段，极力主张推翻英国与西藏地方政府签订的所谓《拉萨条约》，从而挫败了英国妄图将西藏从中国领土中分割出去的阴谋。结果中英双方于1906年4月签订了《续订印藏条约》，使得英国不得不承认中国对西藏的领土主权——尽管英国取得了从印度架设电线通往西藏已开商埠的特权。

唐绍仪在西藏问题谈判中的成就，使他被晋升为外务部右侍郎。此后，唐绍仪多次参与主持中日、中俄关于东北问题的谈判。在客观条件十分不利的情况下，他总能力争避免损失过多的权益，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日本在东北扩张侵略的野心，并完全拒绝了俄国企图保留在东北利益的要求。这些都是唐绍仪为民族、国家、国土、人民所做的贡献所在。

自1906年起，唐绍仪又先后被委任为全国铁路总公司督办、税务处会办大臣、邮传部左侍郎等职务，并做出了不少利国利民的功绩。

他担任全国铁路总公司督办时，大力主持路政，以期扩大我国在外资铁路中的行政管理权，并挽回我国在铁路借款方面的损失。由于他的力争，沪宁铁路的续借款由原定的9折改为9.55折，总管理处由原来的华员2人、洋员3人组成改为只设华员总办1人，洋员在总办主管下分理部门职能。在广九铁路合约的谈判中，唐绍仪把用人用款之权从英国人手中争回，转由两广总督一手经理。

唐绍仪又是近代第一位致力于收回海关控制权的人。1906年，他以税务处会办大臣之职主持全国税务总署的工作，上任伊始，他就宣称：“此次奉命办理海关税务，实为收回税权之一大关键，且海关为中国海关，聘用洋员自应归中国节制。今虽时事艰难，无所措手，亦当力任其难。”唐绍仪在税务部署成立之时，就电召海关总税务司赫德及各关税务司到京城听训。过去垄断海关税务司职位数十年的洋员，如今不得不收敛其威风，在税务处会办大臣的统辖下办事了。

1907年，唐绍仪被聘任为奉天巡抚，并负责东北地区的对外交涉。此时的唐绍仪又做了一系列在他“职”所能为范围内的努力，以求遏制日本在东北的势力。他先是计划引进英、美资本，修筑一条贯穿东北全境的铁路以制约日本，但英商在日本的抗议下退缩了；唐绍仪又打算联合美国抵制日本，即依赖美国资本来开发东北以遏制日本。翌年，美国将部分庚子赔款退还给中国政府，此时唐绍仪被派为专使，赴美活动。在美期间，他继续鼓动美国财团到东北投资，并以考察财政为名，亲身访问欧洲日本等八国。但最后日本拉拢了美国抢先签订了日美协议，使唐绍仪的计划落空。但也能从这些事情当中看出唐绍仪的爱国之心。

武昌起义爆发后，清廷起用袁世凯为总理大臣。唐绍仪深受袁世凯器重，被聘任为袁士凯内阁的全权代表，赴上海与南方民军总代表伍廷芳谈判议和。在南北谈判中，孙中山成功团结争取了唐绍仪，使其逐步走上了孙中山所指引的民主革命道路，与孙中山携手合作，促成了共和制度在中国的建立。

作为袁世凯议和专使的唐绍仪少年留美时曾接受过民主共和思想的熏陶，他认为清廷不足保全，共和应该推动。基于这种思想，自唐到达上海的第二天起，和议就分明暗两条线，一是唐绍仪、伍廷芳的公开谈判，一是著名的“惜阴堂”密议。12月25日，孙中山归国抵沪，旋即在惜阴堂会见了唐绍仪。两人“同乡里，彼此一见，以乡音倾谈，握手称孙中山，似故交。此后不三五日而一晤，尽掏肺腑”。自此，唐绍仪的思想有了新变化，对孙主张的西方议会制表示赞成。

在南北交涉过程中，孙中山表现出对唐绍仪的高度信任，唐绍仪也对孙中山真心地支持，在孙、袁的斗争中袒护孙而疏远袁，使几件关键事项，如停战、召开国民会议确立国体、优待退位的清廷等，迅速达成协议，为南北统一、清帝退位，建立共和政府奠定了基础，解决了国民必须解决的问题。

唐绍仪以最大限度地争取和平稳定为中心，在和谈中并没有把袁世凯的意思全部传达，而是先劝说袁世凯迎合南方之意将谈判地点设于上海，并一直以“清廷不足保全，而共和应当推动”为自己参加议和的指导思想；议和过程中一直坚持“拥袁共和”的方针，对南方作出了很大的让步。

正因为唐绍仪在和谈中未能尽袁世凯之意，被袁世凯中途撤消了总代表资格。袁亲自出马，以电报方式与伍廷芳交涉，并不断地对革命军施加政治、军事压力。和谈的结果是清帝退位、建立民国、孙中山临时总统职位让给袁世凯。然而伍廷芳、唐绍仪在议和中所签署的条款已产生重要的影响，使革命党人处于较有利的地位，袁世凯陷于较被动的地位。

在南北双方代表的共同努力之下，终于达成了确定共和体制、优待清室、推举袁世凯为大总统的协议。

这样的谈判结局，在当时的情况来说，特别是对于急切盼望国家统一、实现民主共和的同盟会革命者来说，应该是大势所趋，情理之中的。身为资产阶级民主政治代表的同盟会革命团体，在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制约下，本身就有其不可超越的局限性，好不容易夺来的革命果实，被封建主义和帝国主义统治代表袁世凯所窃取，也是必然的。

大家都尚在摸索行进中，唐绍仪也没能例外。至少他已经在摸索中尽了最大的努力，做到了最好。当他看清楚袁世凯的反革命复辟的真面目时，就毅然与之相向而行了。

袁世凯虽篡夺了革命成果，实现了其作大总统的阴谋，然而，要维护这安定的局面就必须选择南北双方都能接受的人物出任首届总统，唐绍仪适当其选，是孙中山、袁世凯双方的选择。

南北谈判成功后，袁世凯继任临时大总统，唐绍仪出任民国的第一任内阁总理。当初孙中山当大总统的时候，采用的是美国的总统制，不设总理，由总统直接统辖内阁。在交权前夕，为了限制袁世凯，临时起意把政府改成内阁制。但是老谋深算的袁世凯不可能入其彀中。这样一来，唐绍仪这个内阁总理必然要与袁世凯起冲突。因为唐绍仪不会是惟命是从之人，他有他的政见和抱负，有他所坚持的为国为民的“大道”；而袁世凯是不可能放弃独断专权的计划的。

唐绍仪少年时期就留学美国，已接受过民主共和思想的熏陶。民国初年，唐绍仪的思想立场更向民主共和方面转变，他由黄兴、蔡元培介绍，并由孙中山监誓，加入了同盟会——这也是他当上民国第一任内阁总理的原因，既深受袁世凯信任，又备受同盟会肯定——唐绍仪出任内阁总理后，抱有极大的政治抱负。于是，他挑选宋教仁、蔡元培、陈其美等同盟会骨干成员入阁，担任农林、教育、工商总长，使同盟会会员在政府中占据多数，内阁也因此被称为“同盟会中心内阁”。唐绍仪勤于公务，注重办事效率，使政府呈现一派新气象。

袁世凯习惯了独揽大权，对唐绍仪推行责任内阁制、“事事咸恪遵约法”自然甚为不满。两人在用人、财政、遵守《临时约法》规定的总理附署权等问题上常有矛盾，裂痕逐渐加深。唐绍仪主张“民国用人，务贵新不贵旧”，拒绝亲袁派内阁内务总长赵秉钧私自安排北洋旧人入阁之事。在筹款方面，唐绍仪拒绝英、美、德、法四国银行团提出的监督中国财政的无理要求，引起了袁世凯和财政总长及四国银行团的合伙攻击。1912年6月初，直隶省议会选举同盟会成员王芝祥为直隶都督，袁世凯不予承认，并将总理附署权抛诸一边，公布另任命令。唐绍仪见《临时约法》已遭到破坏，他“彻悟袁之种种行为，存心欺骗民党”，冷静之后，于6月15日愤而提出辞呈，时任总理不足3个月。

虽然只任内阁总理不到3个月时间，但后来唐绍仪被暗杀的缘由，皆因唐曾经位及高位，政绩出色，影响力甚大而起。

但唐绍仪这个人却是拿得起放得下、逍遥通达之人。不然也不会有上能为总理，下能为县官的美谈。走到哪里，他都是一样的君子作风，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

辞去内阁总理后，唐绍仪寓居上海数年，与他人集资创办了金星人寿保险有限公司，自任董事长，但他一直密切关注着政治舞台。1913年对于袁世凯刺杀宋教仁之事，唐绍仪给予了强烈的谴责，并坚决拒绝袁世凯拉拢其复任北洋军阀政府总理。1915年，袁世凯终于按捺不住，大兴复辟，唐绍仪遂与蔡元培、汪精卫等民主人士联名致电，警告袁世凯“取消帝制野心，并辞职以谢天下”。护国军兴起后，唐绍仪再次致电袁世凯，劝其退位。

袁世凯死后，黎元洪继任总统，但皖系军阀段祺瑞大权在握。唐绍仪仍力主恢复旧约法和国会，站在孙中山革命派的立场上，多次拒绝北洋军阀的拉拢利诱。

护法运动开始后，唐绍仪也南下参加，并被孙中山任命为护法军政府财政总长。军政府改组后，唐绍仪又被任为七总裁之一，在护法军政府中份量不低。

1919年初，北洋军阀政府与护法军政府谈判议和，唐绍仪经验丰富，且具有很强的谈判能力，故又担任南方总代表。他竭力维护孙中山的护法旗帜，但这主张被北方的代表拒绝，同时也为把持南方军政府的桂系军阀所不容，遂被撤掉总代表之职。南北议和历时一年余，最终未能达成协议。

五四运动时期，唐绍仪又表现出爱国热情，他通电北洋军阀政府表示支持爱国学生。又多次通电巴黎，要求出席巴黎和会的中国代表、他的女婿顾维钧拒绝在和约上签字。

1920年6月，唐绍仪与孙中山等在上海通电反对桂系军阀，正式脱离军政府，赴上海坚持斗争。桂系军阀势力被驱逐出广东后，唐绍仪又随孙中山回到广州重建军政府。但此时唐绍仪与孙中山的政治主张已发生分歧，唐认为孙中山的理想太高，难以实现，且孙所制定的总统制与他的政党政治和责任内阁制理想亦不符。于是他拒绝出任军政府财政总长一职，在政治上表现消沉，寓居上海闭门不出。

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唐绍仪又挂名为中国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和国府委员。1931年3月16日，唐任中山县县长，遂集中精力实施建设模范县的计划。唐绍仪堪称大才，治理一个小县，真被他治得条条是道，门路顿开。已值古稀之年的唐绍仪做起七品芝麻官来，跟当年做巡抚、尚书和总理一样，雄图大志，有板有眼，绝不糊弄。

早在1920年，他就曾向孙中山提出过在香山设立模范县的建议。此番设立中山模范县并由他领衔，了却了他梦寐以求的夙愿，终于可以实现他报恩故土，“回乡办事目的”。他表示，自己并不是“为官而来”，“自当竭诚尽事”。

上任伊始，为了扩大中山县在全国的影响，他遍邀民国要人来唐家小住，以争取南京政府的支持。一时间，冷落多时的唐家湾宾客盈门，四方辐辏，胡汉民、汪精卫、吴铁成、孙科、张继等相继造访。自此，中山模范县名声远播。从1929年2月份开始，他就接连向南京国民政府报告在唐家湾前后环沿海地区开辟一个可停靠5000至2万吨级轮船的南方巨大良港，并将该港辟为无税口岸，以取代香港和广州港的部分对外贸易地位的建议。

高屋建瓴的唐绍仪深知交通事业与经济发展进步的重要关系，除了将中山港作为全球经济发展的重要一环外，他更提出了“为中山建设计，须要水陆并重”，“陆路交通，将来建成铁路，直达广州，接粤汉铁路，直通中国北部及东北部，可以联络西伯利亚到达欧洲。至于机场，将来亦有地点可以筑”的构想。

西风东渐，在实业救国思想指导下，唐绍仪下大力气发展社会经济。在农业方面，他提出“发展农业，以足民食；宏辟工厂，以裕民衣；修筑庐舍，以乐民居；兴治道路，以利民行”。积极发动海外华侨回县投资。

作为早期的留美幼童，唐绍仪深谙教育对一国发展之重要。在任期内，他不遗余力地兴办学校，培训师资，在全国率先实行义务教育，每年增加教育经费，使中山县的教育事业取得了较快的发展。他还重视文化卫生保健等社会福利事业，提倡体育活动，设立中山港医院，开凿机井，兴建公共宿舍、厕所等，提升了社会的文明程度。这些举措，是社会和谐的基础和保障。但凡风物长流之所在，莫不民风和睦，乡约严整。历往如此，而今也不外。

唐绍仪主政五年，中山县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单就财政收入，中山县一年的收入可与贵州一省的收入相媲。他的巨大成功，为中山县积累了巨大的财富，但却使广东省的财政收入锐减，招致了“南天王”陈济棠的不满，被逼迫辞官。在中国，遍览古今，文人主政总是虎头蛇尾，有始无终。即便是民国钦点的“模范县”县长也难逃“地头蛇”的股掌。这不是唐绍仪个人的悲剧，而是中国固有的社会和文化传统的必然。没有理性的政治理念和良好的法制氛围，就不要奢望承平晏清的盛世。

至今中山还流传着他的逸事，说他修马路的时候，碰到土地公公挡路，民工不敢动，他就用手杖敲敲土地公的头，然后让民工下手。马路修好之后，下水道的井盖老是被偷，于是他下令在井盖上铸上“盗买与盗卖，均罚五十元；报信或引拿，均六成充赏”字样，后来就没有人偷了。

唐绍仪在中山县主政期间，是办了好事的。由于唐在中山得罪了封建地方势力和陈氏兄弟，就被他们视作眼中钉，便布下了除唐的阴谋，他们首先把支持唐的公安局长兼县兵总队长吴飞调走，安排自己的下属林树巍为县公安局长兼县兵总队长。林是个吸毒者，还明目张胆走私钨矿、牲口、五金出口，又从港澳走私大批洋货入口，唐看不过，就撤除了林兼县兵总队长之职。这样，既触怒了陈氏兄弟，又直接与林结怨。于是，“倒唐”步伐加快了。

林树巍有陈济裳兄弟撑腰，就布置其弟林军日率队哗变。这是在1934年10月7日，驻唐家湾的县乐特务小队长林军日，以索饷为名，突然率队围困唐绍仪的“望慈山房”入驻中山县，名为保唐，实质逼唐辞职。唐到了这个地步，只好愤然辞职，回上海去了。

唐绍仪举家寓居上海后，没有再参与政治。直到1938年抗日战争进行到关键阶段之时，唐绍仪才因为蒋介石与日本军政府的相争而死于非命。

1938年抗日战场上硝烟滚滚，武汉、广州等重镇相继告危。日本在中国的战线拉得太长，人力、物力、财力均告疲乏，需要喘息，或者另谋他路拿下中国政权。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政府由于在正面战场大力抗击日军，军力大减，伤亡惨重，也正值政治空前敏感之际，恐再有动乱，疲于应付。恰恰日本政府在此时策动了一个叫做“南唐北吴”的计划，欲将吴佩孚和唐绍仪拉下水，成立伪政府，取蒋介石地位而代之，以求渐进侵略中国。蒋国民政府根基一直未稳，共产党在抗日后方的威胁已另他坐立难安，这时候他更不能容许另一个政权的产生。唐绍仪就是在这场争端中送命的。

1月16日，日本发表了“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的对华声明，公开宣称要在中国建立与之合作的“新政权”。这是日本御前会议制定的侵华新政策，也就是所谓的“南唐北吴”计划——有意让中国第一流人物唐绍仪、吴佩孚分掌南北政权。日本显然想以此打跨中国的抗日力量，以华制华，尽早结束战争。拉拢劝降活动就在此时急急开始了。

日本先是派一个叫拙井的专使去劝说唐绍仪，唐以自己年迈体衰，无心再参与政治为由，多次拒绝。但由于唐绍仪声望过大，伪政府需要这样具有影响力的人物来支撑，所以日本始终未放弃对唐绍仪的劝说行动。南京沦陷后，1938年3月，日本在南京成立伪中华民国维持政府，汉奸文儒梁鸿志任“行政院院长”。傀儡政权扶植起来后，日军依然没放弃唐绍仪。7月份，日本对华特别委员会负责人土肥原二贤专程南下上海拉拢唐绍仪，因北方的吴佩孚明确表示“彼之出任伪组织与否完全以唐绍仪为转移”，日方更重视对唐绍仪的拉拢了。此时日方有意让唐担任南北联合政府的主事。

唐绍仪自1936年迁居上海以来，都是以失意政客的姿态在过悠哉生活的，在政治上的表现比较消极。经过了漫长的政治生涯，唐可能也颇有倦意，卸下公职后，虽有一种寂寞之感，但也不妨碍他安度晚年。唐绍仪的别墅位于上海法租界的福开森路，警方在他的别墅附近采取了特别的安全措施，在他的门口设岗，并派不少安南巡捕在周围来往巡罗。唐绍仪也就落得个安闲自在。早上他都到四马路上的杏花楼喝早茶，除了精美的广帮糕点外，他还要喝点人参汤，鹿茸汤之类，以补气养神。每当夕阳夕下，他就在别墅园内散步，或在花荫下闲坐读书。平日在家里，经常把玩古董玉器。他是个古玩鉴赏的行家里手，每见古玩器具，他都爱不释手，历朝珍品他都如数家珍，尤其是瓷器。这也为他日后丧命埋下了伏笔。

“八?一三”事变后日本兵在上海耀武扬威，日本兵的刺刀在大卡车上闪着寒光，军车在上海马路上来来往往。而此时上海法租界依旧灯红酒绿，夜夜笙歌，大批难民的涌入，与这里的异国情调极不搭调。唐绍仪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中，深居简出，做起了海上寓公。

9月份日方加紧了对唐绍仪的拉拢步伐。9月下旬的某一天，土肥原由唐绍仪的女婿岑德广陪同，坐车来到唐宅。岑德广曾于日本贵族学校就读，精通日文，故让他当翻译。会谈中，土肥原小心翼翼地询问：“阁下能否起草一份‘和平通电’或者‘和平救国宣言’，这是我们要建立新政权的第一步。”可这次会谈的结果，史料上都没有记载，无从知道。

但正是这次会谈，加紧了唐绍仪被杀的步伐。

潜伏在上海的军统特务丝毫不敢怠懈，严密监视着唐绍仪的一举一动。军统特务头子戴笠正因近期情报和除奸工作开展不利受到批评而惴惴不安，见手下送来唐绍仪有可能落水的情报，以为发现了一个重大的除奸对象，喜出望外之际，一面将情报呈报给蒋介石，一面加紧监视唐绍仪，任何鸡毛小事都不敢放过。

蒋介石得知唐绍仪与日本人接触频繁的消息后，很不高兴。立即通过各种关系对唐对行笼络。孔祥熙先对唐说：“少老如有所需，拟请随时电告。”唐的另一个女婿诸如年，也受指使来沪，劝其脱离日伪势力的包围，移居香港。若能先到武汉，当委以外交委员会主席之职。戴笠根据蒋介石的意思，也叫杜月笙从香港写信给唐，劝他赴香港居住。面对这些规劝，唐绍仪回答说：“请诸位朋友放心，我唐某宁做亡国奴，不去当汉奸，若有机会，一定去港。”后来又说：“等把上海一些家务事料理完毕之后便起身。”话是如此说，但一直滞留上海，未见动静，引得军统特务们杯弓蛇影。

此时最关键的就是唐绍仪自己的态度了。历来学者们都在猜测，但唐绍仪心中真正所想，还是无从得知，只知唐此时的态度非常暧昧。当下情势，如若唐愿意接受日伪势力的拉拢，则军统特务必杀之；如若唐接受国民政府的劝解，则有可能遭来日方怨恨而起杀心。

现今史料没有具体提及，我们也只能猜测，唐绍仪是历经政治风云，老于世故的成熟政治人物，对于自己出处的荣辱得失，是有充分考虑的；但又以身居日寇包围中的孤岛上海而不愿得罪任何一方，便采取与各方暧昧不明的态度，这就不能不引起各方的揣测，而置自身于险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