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许巴特勒少将对批评太无动于衷了，但是，我们大多数的人却把它看得太过严重。记得几年前，有一位《纽约太阳报》的记者来参观我的成人授课班，然后他写了一篇报道，对我的工作以及我个人多有攻讦。当时我真的气坏了，我认为这是对我个人的侮辱，我打电话给《纽约太阳报》的执行委员会主席，我要求他刊登一篇陈述事实，而非嘲讽攻击的文章。我要他为自己的错误受到惩罚。

现在想起我当时的行径，我感觉很惭愧。我现在才了解，可能有一半的读者根本没看到那篇文章，而阅读到的另一半读者可能也只是抱着随意的心情看它。而看过的读者中又有一半会在几周内忘得一干二净。我该了解到，没有人真正关心别人的事，他们关切自己轻微的头痛，可能比关切你我的死讯还要多。

即使有人欺骗了我们，出卖了我们，甚至在背后捅了我们一刀，或我们被最亲近的密友背叛，那也不要坠入自怜的深渊。相反，我们正好可以提醒自己，这些事可能发生在任何人身上。

长久以来，我发现既然无法避免不公的批评，那我起码可以做一些更重要的事，就是决定自己是否要受这些批评的干扰。

我要交代清楚，我并非对所有的批评都置之不理，而仅仅是忽略恶意的责难。我请教了罗斯福总统夫人，她是如何处理恶意的责难的。当然，谁都知道她受尽了这类批评。她可以算是一个拥有最多朋友和最多敌人的白宫“第一夫人”。

她告诉我，在少女时期，她非常害羞，害怕人们的闲言碎语，非常恐惧别人的批评。有一天，她去请教罗斯福总统的姐姐，她问：“我想做一些事，但却怕被人批评。”

罗斯福总统的姐姐看着罗斯福夫人说：“只要你相信自己做的是对的，那就不要在意别人怎么说你。”

罗斯福夫人告诉我，这句话一直是她在白宫岁月中的支柱。她说：“做你认为正确的事，反正你会受到批评，会因为做了某些事被骂，也会因为什么都不做而被骂。结果都是一样的。”

美国国际公司总裁马休·布鲁斯曾接受我的访问，问到他对别人的批评是否敏感的时候，他说：“没错，在我年轻的时候确实对别人的批评非常敏感，当时我渴望全公司的人都认为我是完美的。如果他们不这样认为，那我就会很烦恼。为了取悦第一个有反对意见的人，我往往会得罪了另一个人。于是我又得去安抚第二个人，结果搞得一群人都有意见。最后我发现，为了避免别人对我批评，我试图安抚的人越多，同时得罪的人也就越多。我告诉自己：‘如果你身居领导地位，那就注定要被批评，想办法习惯它吧！’这句话对我很有助益，从那以后，我只管尽力而为，然后撑起一把伞，让批评之雨顺着伞滑落，而不再让它滴到脖子里，让自己难过。”

美国作曲家迪姆斯·泰勒干得更彻底，他不但不会受到批评的伤害，还可以在公开场合一笑置之。在周日下午的广播音乐节目中，他作了评论，一位女士写信给他，称他为“骗子、叛徒、毒蛇、白痴”。泰勒在他的著作《人与音乐》中提到这段往事说：“我怀疑她可能是随意说的，于是，在下周的广播节目中，我向所有的听众念出了这封信，几天后，我收到同一位女士的来信，坚持她对我的想法，说我仍是骗子、叛徒、毒蛇与白痴。”我实在佩服泰勒处理别人攻讦的态度，佩服他的真诚、镇定以及高度的幽默感。

美国企业家查尔斯·施瓦伯在普林斯顿大学向学生团体发表演说的时候，坦白地提到他所学到的最重要的教训，那是钢铁厂中的一位德国老工人教他的。这个德国工人跟另一位钢铁工人卷入了一场激烈的争辩，结果别人把他丢到了河里。“当他来到我办公室的时候，满身都是泥泞，我问他到底说了什么，会让别人把他丢到河里，他说：‘我什么都没说，只是一笑置之。’”

施瓦伯把这个德国老工人的话——“一笑置之”，当作座右铭。

在美国内战期间，林肯总统如果没有学会不理会排山倒海的各种攻讦的本领，恐怕他早就崩溃了。林肯应付恶意批评的方法已经成为经典。麦克阿瑟将军把那段话挂在指挥总部的办公桌上，丘吉尔同样也有一份放在书房里。

林肯是这样说的：“只要我不对任何的攻讦作出反应，那这件事就只有到此为止。我尽力而为，将继续如此直到生命结束。到最后，结果证明我是对的，所有的责难都不具有任何意义。反之，如果结果证明我错了，那么即使有10位天使作证说我是正确的，也没有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