偏巧这时高仁山父子三人正从后山沟里回来，在河那面的小路上往自己家里走。他们三人都看见了河这边的情景。大年他哥显然幸灾乐祸了，瞧他嘴一撇，照旧往回去，大年看了看父亲，父亲低倾着头也只顾走路，装作没看见什么的样子。

大年站住了。他望着前面走去的父亲和哥哥，心里很不是滋味。父兄埋头苦干的精神令人肃然起敬，可那狭隘的农民意识又多么叫人不能尊敬。

他独自默默地拐到河湾的小路上，向小丽她妈走去。他是个遭过痛苦的人，因此也说同情眼前这个有病痛的人，尽管他的痛苦正是她的女儿带来的。

他来到老妇人的面前，一句话也不说，提起她身边的水罐。小丽她妈痛苦的脸上，一下子涌上了难言的表情。但她只是在后面说：“年娃，门开着哩，热水瓶里有开水，桌子上有茶，抽屉里有纸烟，娃自个寻着吃。我这阵腿不灵活，走不快呀……”说着声音便哽咽了。

他提着水罐进了她家，把水倒进瓮里。

他往出走时，忍不住朝墙上的相框里瞥了一眼。是她，站在大学门口的校牌下，脸笑得像一朵花，几乎完全不像原来的模样了……他尽量克制着，不让眼里的两包泪水涌出来。

他出了院子，在以前经常等待沁丽地地方站定。一切过去的印象是那么近，那么清楚，又是那么远，那么模糊……他看见小丽她妈正一瘸一拐地从坡里上来了，嘴里不停地呻吟着。他于是很快从另一条路下坡。他不愿看见她那痛苦，也不愿自己痛苦的你让她看见。

第二天早晨，他父亲把农具准备好了，让弟兄俩跟他去耕地。

他走到父亲面前，说：“先去给小丽家耕吧！”他的话惊呆了两张粗糙的农民的脸，他哥忍不住说：“你羞先人哩！那还是你的丈母娘吗？”

“你不愿去，你就滚！”他突然发火了。

他哥把犁一摔，进屋去了。

他转脸去看他爸。

他看见什么了？啊，挂在那张和他长得一模一样的的皱脸上的，是一丝内疚的表情。善良、纯朴的本性又在老人身上复苏了。

谁也没有料到，去年落榜的高大年，今年却考上了北京一所著名的大学。

是的，他考上了。为了这一天，他痛苦了一年，奋发了一年。他在这一年付出的艰辛，山上的小路，路边的小石片，家里的煤油灯，比他周围的人更清楚。

当他捧着大学录取通知书从县返回时，又一次来到村前的打麦场上，让身子躺在堆金黄的麦秸里，尽情地让欢乐的眼泪刷刷的流淌。他爸，他妈，他大哥，都先后跑来了。他们也者知道考上了，三个亲人围成一圈，一个个满脸喜气，蹲在他面前，都不知该说什么好。

他别的什么也没说，只对哥哥说了一句话：“哥，我走后，小丽家有些活要你帮着做哩，她妈腿不好……”他哥又高兴又尴尬地对他直点头。

他告别了亲爱的高家村，告别了雄伟壮丽的黄土高原，乘罢汽车，顺着涓涓的溪流，沿着滔滔的大河，出了山，出了沟，驰过无边的平原，进了车水马龙、繁华喧嚣的省城。他在火车站附近存放了小件，买了当天去北京的车票，然后就想着去师范大学看小丽，离上火车还有六七个钟头，他有足够的时间。

他提着一包炒得金黄的家乡南瓜籽，搭上了去师大的公共汽车。师大坐落在郊区，是这路车的终点站。他下了车，心狂跳着，向校门口走去。这地方虽然没来过，但并不陌生，他照片里见过。

当他走到小丽照相的校的校牌下，猛地站住了。“我来这里干什么？”他突然问自己。

他的心感到一阵隐隐的刺痛，为自己感到羞耻。他知道，他想见小丽，分明夹杂着一种说不清楚的心理因素：莫把人看扁了！这岂不是无言的报复吗？

“我怎么能这样！”他开始在内心里严厉地谴责自己。他想：我确是忍受了巨大的痛苦，但痛苦的火焰同时也烧化了痛苦本身，使我在精神上和生活上都进入了一个全新的境界。是的，我曾痛苦过，但因此也得到了了幸福。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不该再对小丽抱怨，倒是该感谢她—尽管这一切是多么地令人辛酸！

他双手把那和袋南瓜籽捂在胸前，靠着墙，闭住眼睛，让不平静的内心平静下来，然后，毅然搭上一辆进城的公共汽车，返回市里。

他来到市中心邮局，匆忙写一张字条：“小丽，请你尝一尝咱家乡的南瓜籽，大年。”

他把字条塞进口袋，在柜台上拿起缝包裹的针线，笨拙地缝好这袋南瓜籽，写上地址，寄了。

傍晚，当美丽的夕阳在城市的一边沉落的时候，去北京的直快列车开动了。车轮的铿锵声越来越快，越来越响；大年淳朴的脸紧贴着车窗，望着广阔的平原和无边的蓝天，眼里涌出了两颗亮晶晶的泪珠。

1981年12月于北京

---第四十三章

第四十三章

一大早，太阳还没有从东拉河对面的山背后升起的时候，睡梦中的双水村人听见后沟道里传来一阵机器轰隆隆的响声。

这是少安的砖厂又开始了一天的繁忙。

自双水村的新强人孙少安用机器制砖那天开始，这声音就天天震动着这个古老的村庄。

开始的几天，全村不论大人还是娃硅，都先后新奇地跑到孙家开办的“工厂”来参观。

人们围着那台神秘的制砖机，看着土砖坯象流水似的从传送带上源源不断地运出来的时候，一个个都惊讶得嘴巴张了老大。哈呀，这玩艺儿神了！什么能人造出这么好的东西呢？如果每家都有这么一件机器，那人人都可以发大财！

当打听到这家伙的价钱时，庄稼人才又惊得舌头在嘴里弹得嘣响。

后来，人们对少安的“工厂”习已为常了，也就不再来参观。他妈的，看一回叫人眼红一回！眼红人家又顶屁用哩？没能耐的人还得用双手在土地上刨挖着吃。

双水村搞了责任制以后，一下子平静了许多。我们知道，这个往日有名的嘈杂村庄，过去经常人喊马叫的，好象天天都在唱大戏。可是现在，人们单家独户种庄稼，各谋各的光景，谁还有心思去管那些闲淡事？再说，也没什么相聚的机会。主动去串门？没功夫！真是不可思议呀，一个村的人，如今甚至几个月都不见一面！村中各处的“闲话中心”早都自动关闭了；只留下几个不能出山的老汉聚在公窑外面的官路旁，观看来往的车辆行人，说他们那些老掉牙的话题。好安静的双水村！

可是，外人并不知晓，实际上村里每个人的心中从来没象现在这样骚乱和喧哗。

是呀，新的生活带来了新的问题、新的矛盾和新的欲望。大多数人肚皮撑圆以后，必然要谋算新的出路和新的发展。由此而产生了许多新的难念的经。至于少数光景日月还不如集体时的家户，那愁肠和熬煎更是与日俱增——过去有大锅饭时，谁碗里的一份也少不了。现在可没人管罗！你穷？你自己想办法吧！你不想办法？那你穷着吧！

双水村许多有苦恼的人并不知晓，他们羡慕的能人孙少安，如今也有他自己的苦恼。正象俗话所说：一家不知一家难哪！

想想也是，孙少安摆开这么大的战场，而且想弄出点名堂，那也就少不了他后生的苦恼。是的，他的确为他的事业苦恼——但更苦恼的倒还不仅仅是这些事！

前几天从县城返回村子后，尽管他一如既往紧张地投入到砖厂的忙乱之中，但心情一直感到很沉重。妹妹那双泪蒙蒙的眼睛不时浮现在他眼前。他在砖厂一边干活，一边难受地咽着吐沫。他明白妹妹为什么不要他的钱。懂事的兰香心疼他，体谅他，怕秀莲和他闹架。

唉，几年前他怎么也不会想到出现这样的情况。光景好转了，可家庭却四分五裂！但话说回来，他又怎能全部埋怨他的秀莲呢？

自进这个家门来，她没少吃过苦哇！现在，她又熬死累活帮扶他支撑这个大摊场，家里和砖厂两头忙，手上经常裂着血口子……虽然她坚持分了家，但按乡俗说，对待老人也无可挑剔。平时，这面家里做点好吃喝，她总想着给那面的三个老人端过去一些。天冷的时候，母亲眼睛不好了，她就熬夜把老人们的棉衣棉裤都拆洗的干干净净。就是他给老人量盐买油，她也从不说什么。只是他要把一笔大点数目的钱拿出来给家里的人，她就有些不高兴了——钱是她管着的，分分厘厘的花费都瞒不了她……少安思来想去，觉得分家以后，是他自己对家里的人没尽到责任。办法总应该是有的；但他忙于自己的事，没有对亲人们的处境经心关照过。

怎么办呢？偷着给他们一点零碎钱，也起不了大作用，反而还得和老婆磨牙拌嘴……少安在他的砖厂一边起劲地干活，一边焦虑地思谋着。

后来，他突然想：最好还是说服少平回来和他一块办砖厂！是呀，他掏大钱雇用两旁世人哩，为什么让弟弟流落在外边赚人家的下眼钱？少平受死受活，一月又能赚多少？如果弟弟回来和他一块办这砖厂，他们两个合伙操持，赚得红利一分为二，两家就都能有个大翻身。要是这样，秀莲也就无话可说。他相信他能说服妻子。这是一个最根本的解决办法，而这样他们实际上又成了一家人！

好！早应该这样办了。

孙少安想到这里的时候，停止了干活，赶忙卷起了一支旱烟棒。他开始深入考虑怎样实施这个计划。他越想越兴奋。弟弟文化程度高，说不定很快就能独立操持制砖机，不用再掏大工钱雇这位河南师傅了。弟兄俩一个照料砖厂，一个出去办“外交”，说不定还能把事干得更大哩！

孙少安鼻子口里喷着烟雾，在制砖机旁吸了一支旱烟卷后，就决定明天条自去黄原找少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