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海市市民在沦陷区中，除了生活必需的柴米油盐以及日常杂货发生恐慌之外，其他的情况，尤其在孤岛时期，因为人口集中，可以说繁荣到了极点。可以说是一面天堂，一面地狱！有钱人的奢侈生活，也疯狂到了极点。一般生意人，因为囤积居奇，发财容易，所以也跟着挥霍无度，因此，舞场的生意特别发达，游乐场、书场、电影院、越剧场以及话剧场，场场爆满，这种情况，是天海市有史以来所未见到过的。

孤岛时期之所以能有这般发展，原因是由于邻近战区人口涌入，天海市租界人口比战前骤增两倍还多，从而大大增加了对消费品的需求，同时提供了大量廉价劳动力。还有天海本市和避难来天海的资本家手中有着大量游资，在币值日益下跌时，唯有购置房地产、囤积物资、开办工厂才能迅速获利。他们纷纷投资开设设备简单、周转迅速的小型工厂。资本的利润扣除物价上涨因素，还是成倍增长。另外天海工业品一向质量较好、牌子名气响，不仅畅销于其他沦陷区，而且大量流向后方各地。再加上欧战爆发，舶来品断绝，都给“孤岛”的经济带来刺激。

畸形繁荣的突出标志，就是投机事业异常兴旺。当时货币贬值，物价猛涨，囤积倒卖最能赚钱。举凡黄金、外汇、地产、证券，以至粮、棉、布、煤，特别是战前依赖进口的物资都成为投机囤积的热门货，都可据此获取暴利，不仅肥皂、煤油、洋烛甚至连草纸、火柴都成了囤积对象，无情地吮吸劳动人民的血汗。因此工商业者都涉足投机市场，投机之风一时极其盛行，在投机浪潮中暴发致富。

“孤岛”经济的畸形繁荣只是一种暂时的表象。工业生产所需要的原材料，都掌握在东洋人手中，受制于敌；销往外地的产品，要受敌伪的盘剥；由于敌人的掠夺和破坏，加上投机倒把者哄抬物价，搅乱市场，加剧了市场的紊乱；而广大市民的购买力日益下降，市场日益缩小。所以，到抗战中期以后，天海租界“繁荣”景象犹如昙花一现，很快消退，经济走向萎缩。当时有报纸报道：“由于实际消费者少，囤积者多。囤积者众，造成一种购买力，但其恶果与生产过剩相等。终至因国内外局势骤变，一般购买力大减，股票猛跌，所囤之货，纷纷出售，天海沦陷以后表面之繁荣，亦遂崩溃，经营企业者皆谈虎色变，而以停业裁员闻”。而就普通市民而言，天海公共租界政府年报也不得不承认：“本年本市工人之收入，大都不足维持全家生活之必需，其生活程度几已降至最低限度。”拿纱厂工人的生活来说，一个工人的工资收入只能勉强养活一个半人。6口之家就要有4人做工而且不发生意外，才能马马虎虎活下去。像这样入不敷出的，纱厂工人中占六成左右。可见大部分工人都难以维持自己和家属最起码的生活。

抗战期间，尤其是孤岛时期，就天海市面论，因为各处的富翁以及难民纷纷逃来，房屋挤迫得了不得，而游乐、饮食事业都呈畸形的繁荣，当时市民口头上常有一句感慨的话，叫作“前方吃紧，后方紧吃”，有些人鉴于跳舞场热闹情形，把这句话改成“前方抗战，后方跳舞”，说起来真是感慨系之!抗战期间，也是天海市民娱乐生活畸形繁荣的时期。抗战期间，天海的舞场，规模都相当大，一流舞厅，都是自己购地或租地建造的，最着名的如百乐门、圣爱娜、仙乐斯、丽都、大都会、米高梅、维也纳等，皆有富丽堂皇的装饰，尤其是百乐门，舞池的地板是有弹性的，舞客跳舞的时候，更觉得轻松有趣，这种规模是从未有过的。二流舞厅，数量更多，为大沪、国际、云裳、大东、大华、新大华等，至于三流舞厅多到不计其数。一般舞厅，都聘有七人以至十余人的大乐队，只有三间小型的舞厅是用唱片伴奏的，一个是南京路上的“小都会”，一个是慕尔鸣路的“小舞场”，还有一个是北京路的“胜利舞厅”。当时各舞厅的舞票代价，一流的都是一元三跳，二流的也是三跳，三流的是一元六跳，至于小都会和胜利的舞票，一元可跳十二跳或十六跳，惟有同样用唱片的“小舞场”舞票，竟然同一流舞厅一样是一元三跳。那时舞厅里的舞女，一流舞厅总有六十以上至一百二十名，二流亦相仿。三流的不过三五十人。众多新办的小型舞厅深受小市民的欢迎。受战争的影响，“从前跳五块钱票子的人，还算是中等以下；现在只要能买三块钱以上的舞票，便会给舞女们认为不可多得的顾客。大伙儿成群成队地挤着往小型舞厅里钻，吃茶不用钱，舞票每元多于大舞厅五倍，花三块钱便可舞个通宵”。绝大多数舞女的家庭出身“都是一般没有受教育的失学女子，平均的教育程度是初小三年级不到，可是家中都有寡母、弱弟等”。

另外，新式茶室在战后如雨后春笋般蓬勃起来。到处是新的茶室，如大东、大新、大三元、新雅、冠生园、锦江、孤岛、大华等不下数十家，到处生意都不差。究其原因，一来逃难到天海的人无所事事；二来，茶室既廉价又清洁，食品种类比老式茶馆多，布置更现代化，再加上冷饮甜品诱惑，吸引了很多年轻人。以至于时人感慨“茶室以及零星食品店数亦无不剧增，生意亦无不兴隆，其中尤以茶室为最，若某某等大茶室数家，从早至暮无时不在客满中”。而且此类新式茶室“并非靠卖茶为业，中心营业是点心、食品等类”，此外茶室还有“妙龄少女为茶客服务，所以无一家不是座上客满”。

值得注意的是，这样一种孤岛繁荣影响到的不光是中上阶层，甚至不少工人（尤其是青年工人）也受到这股天海摩登的深刻影响。年轻工人受现代都市文明影响尤其明显，据有关书籍的描写，他们西装革履，行坐车（电车或黄包车），吃包饭，过着一种类似学生的生活。其衣食住行多有城市小资产阶级的色彩。另以女工为例，根据抗战前期的调查，当时女工中烫发的尚是极少数。然而，孤岛时期烫发的女工越来越多。实际上，虽然战争时期天海市民生活较战前困难，但烫发、高跟鞋与旗袍却是当时天海女性的常见装束。

战时物价上涨会带动娱乐消费价格的同步上扬。以电影票价为例，“假若把西片的首轮影戏院说，从几年前的6角变成今日的1.2元，二轮也从3.3角变成6角，而国产影戏院，无论是首轮还是小戏院，都增加了几次的票价，现在的首轮要7角，最小的也要花上三毛，才可以占据一个座位呢！”没过多久，电影票价又开始上涨，“上涨为日场8角，1.1元，1.5元，夜场为9角，1.3元，1.8元了”。电影院的票价在短短的二三年的时间里普遍上涨了一倍。物价指数的上扬，使得普通市民的消费力明显下降。流行消费环境比抗战前“黄金十年”要恶化许多。但同时因为孤岛时期的大量人口涌入，到抗战中期，合计起来尚在营业的电影院数量仍有几十家之多，而且“最近电影院的营业兴盛，差不多每天客满的现象”。同时，天海的各大影院仍然几乎完全仰赖美国电影支撑市场繁荣，“查美国影片每年在天海公映，约有三十五万美元之租赁费”“全市十余家专映西片之第一轮影院全赖美国影片以维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