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在历史上是一个流行溺婴习俗的地区，从唐宋延续至明清，一直到民国时期，溺婴习俗尚存在于福建一些地区。宋代闽人溺女婴，也溺男婴，但溺女婴多，溺男婴少。明清时期，闽人溺女婴而不溺男婴。闽人溺女婴的原因是害怕厚嫁破产。因此造成明清福建社会男多女少的自然构成，由此产生了一系列社会问题--许多男子无法娶妻，家庭中女性掌权，童养媳习俗流行。

关键词：溺婴人口构成童养媳福建

自明朝以后，中国地方志中开始有区分性别的人口记载，迄至民国时期，有了全国规模系统性的男女人口数字。不过，这些数字大都显示中国存在严重的性比例失调，也就是说：男性所占的比例远高于女性。一直到民国后期这种悬殊的性别比才有所缓和。学者对这一问题存在争议，一些学者认为：中国历史上其实不存在男女性别比过于悬殊的情况，历史上出现的失调的性别比数字，主要是调查者较少录入女性人口数的缘故。我认为，人口学从来不只是一个人口学自身的问题，也是一个社会史的问题。以往的人口史专家较少考虑中国历史上存在的溺女婴情况，而在实际上，中国历史上这一问题是十分严重的。自宋元明清以来，福建一直流行溺女婴的习俗，因而产生了男多女少的社会问题。民国时期，随着童养媳制度与高聘金习俗的流行，以及战争对男子数量减少的作用，福建的男女性比例渐趋缓和。推而广之，中国历史上确实存在性比例失调的状况，不能轻率否定这一状况的存在。

一、宋代福建的"不举子"习俗

宋代中国社会曾经广泛存在不举子的习俗，这在《宋史》尚可找到不少记载：

王鼎"徙建州，其俗生子多不举，鼎为条教禁止"。文中的建州即为福建路的建州，位于闽北。可见，当时闽北的溺婴习俗已经引起了官方的注意，其后，杜杞"知建阳县，闽俗，老而生子辄不举。杞使五保相察，犯者得重罪"。以上是北宋时期的材料。南北宋之交，又有宗室赵善俊在当地禁止溺婴，他也指出："建俗生子往往不举"。李纲《瓯粤铭》："释氏之流，则谓瓯俗生子，仅留一二，余悉溺之。二百年间，所杀几何？因果报应，理宜然"。其实，这类习俗在东南广泛存在：

"衢、严、信、饶之民，生子多不举，子昼请禁绝之"。

"东南不举子之俗，伤绝人理，请举汉《胎养令》以全活之，抑亦勾践生聚报吴之意也"。

王信在浙东安抚使任上，"筑渔浦堤，禁民不举子，买学田，立义冢，众职修理"。

可见，溺婴习俗曾在东南广泛存在，不过福建地区比较著名而已。有关福建溺婴习俗最早的记载，可以追溯到唐代顾况的"哀囝诗"，该诗写道：

"囝生闽方，闽吏得之，乃绝其阳。为臧为获，致金满屋。

为髡为钳，如视草木。天道无知，我罹其毒。神道无知，

彼受其福。郎罢别囝，吾悔生汝，及汝既生，人劝不举。

不从人言，果获是苦。囝别郎罢，心摧血下，隔地绝天，

及至黄泉，不得在郎罢前"。

唐代的福建被视为蛮荒之区，存在着一些相当落后的习俗。顾况的诗反映了唐代福建的溺婴习俗与卖阉童习俗，入宋以后，卖阉童习俗受到官方的禁止，但溺婴习俗却保留下来，人们称之为"不举子"。宋代闽人"不举子"的原因在于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计产育子。宋代理学家杨时说："闽之八州，惟建、剑、汀、邵武之民，多计产育子。习之成风"。根据家产多寡来决定养育多少儿女、这种观念是很进步的。假使不注明年代，人们很难设想过是古代福建人的观念。这说明古人并非都是盲目生育的。然而，由于古人不知避孕，就只好斥诸溺婴手段。《延平府志》论宋代的福建："闽人生子多者至第四子则率皆不举，为其赀产不足以赡也"。因为当时的福建百姓普遍感到养子的困难，所以，有多生的，大抵要遭到溺杀的命运。总的来说，"计产育子"直接反映了人口增长与生产力有限性之间的矛盾。

其二，害怕多子分家。古代福建是闽越族居住之地，后来该民族虽然溶化于汉族之中，但他们的遗风对福建汉人发生很大的影响，例如遗产继承，中原汉人是在父母逝世后分家，而福建人只要子女成人，即使父母健在也进行分家："男女共议，私相分割为主，与父母均之。"这样，成年的子女很不愿父母再添弟妹，"既分割之后，继生嗣续，不及襁褓，一切杀溺"。"父母容有不忍者，兄弟惧其分己赀，辄亦从旁取杀之"。有些地方的百姓因怕多子分家，干脆只养一子。例如，宋代崇安人刘屏山说当地的风俗："何州无战争，闽粤祸未销。或言杀子因，戾气由此招。蛮陬地瘠狭，世业患不饶，生女奁分赀，生男野分苗，往往衣冠门，继嗣无双髫"。在洪迈的《夷坚志》一书记载了崇安人黄崇的故事："初，崇母既亡，父年过六十，买妾有娠，临就蓐，崇在郡学。父与崇弟谋：'晚年忽有此，吾甚愧。今将不举乎？或与人乎？不然，姑养育，待其长，使出家，若何？'对曰：'此亦常理，唯大人所命。不若举而生之，兄归，须有以处。'妾遂生男。弟遣信报崇，崇即还，揖父于堂。父告以前事，命抱婴儿出。时当秋半，闽中家家造酒，汲水满数巨桶置廷内，以验其渗漏。崇以手接儿，径掷桶中溺杀"。这是一个哥哥溺杀幼弟的故事，反映了当时福建的习俗。这种观念与北方人的"多子多福"是不同的。闽北人的独子继承习俗对当地的土地制度也发生了影响。本来，由于中国存在着遗产均分制，地主阶级巧取豪夺获取的大地产，很诀会因分家而返回到小土地制。这样便形成了大土地制和小土地制的相对平衡。然而，由于崇安人节制生育，富人家子女也不多，他们的财产不易分割，于是这种平衡被打破，宋元时崇安大土地制特别发达。据《元史·邹伯颜传》：元代，崇安县的五十余户大地主尽占了全县耕地六分之五，其他百姓仅有六分之一土地。这说明崇安富人确实是因害怕分家而溺婴的。

其三，人丁税苛重，不堪承受。福建古代一直存在着人丁徭役和人丁税。不少地方的民众因不堪承受苛捐杂税而溺婴。南宋的郑兴裔说道："盖自军兴以来，户口凋残，贪吏奸胥又复肆其凌虐，丁盐纳绢，诛求无艺，愚蠢小民宁杀子而不愿输税"。由于福建历史上多数朝代都有重税现象，所以，负担不起税收一直是产生溺婴的重要原因。

其四，害怕厚嫁破产。中国历史上有句谚语："盗不过五女之门"，是说女儿养多了家要穷，乃至窃赋也不愿光顾。由于闽越遗风的影响，福建古代流行厚嫁之风，如廖刚论漳州婚丧之俗："娶妇之家，必大集里邻亲戚，多至数百人。椎牛行酒，仍分采帛钱银，然后以为成礼。女之嫁也，以妆奁厚薄外人不得见，必有随车钱。大率多者千缗，少者不下数百贯。倘不如此，则乡邻讪笑，而男女皆怀不满。……富者以豪侈相高，贫者耻其不逮，往往贸易举贷以办，若力有不及，宁姑置而不为。故男女有过时而不得嫁娶，……访闻泉福兴化亦有此风，而此郡特甚，臣尝询之，虽愚民亦或自知其非，而怵于流俗，莫能自革"。

人们常说"多子多福"是中国人的传统思想，看来不尽符合历史事实。至少宋代福建的闽北人没有多子多福的观点。南宋朝廷对溺婴习俗的禁止。如前所述，早在北宋时期，便有些地方官在闽北禁止溺婴习俗。但这一禁止，在当时只是一个道义问题，而在南宋时期，朝廷损失了北方的大量领土，很希望南方的人口能够有较大增长，以便增强国力。因此，来自儒家的禁止溺婴呼声，渐成为官方的政策。首先，理学家杨时对改变溺婴习俗有重大贡献。他在朋友俞仲宽任顺昌知县时，杨时给俞仲宽写过一信，要求他在当地禁止溺婴习俗。于是，俞仲宽"作戒杀子文，召诸乡父老为众所信服者列坐庑下，以俸置醪醴亲韵而侑之。出其文，使归谕劝其乡人，无得杀子。岁月间活者以千计。故生子多以'俞'为小字。转运判官曹辅上其事，朝廷嘉之。就改仲宽一官，仍令再任，复为立法，推行一路"。数年后，俞仲宽还乡路经顺昌，有取名为"俞"的小儿数百"迎于郊"。朝廷将俞仲宽的方法推广于各地，鼓励老百姓多生。绍兴八年，尚书刘大中奏：

"自中原陷没，东南之民死于兵火、疫疠、水旱，以至为兵、为缁黄，及去为盗贼，余民之存者十无二三，奸臣虐用其民，诛求过数，丁盐、油绢，最为疾苦，愚民宁杀子而不愿输，生女者又多不举，乞守令满日，以生齿增减为殿最，又诏应州县乡村五等坊郭，七等以下户及无等第贫乏之家，生男女不能养赡者于常平钱内人支四贯文省，仍委守令劝谕父老，晓譬祸福，若奉行如法，所活数多，监司保明推赏"。

郑兴裔尤其强调在福建要禁止溺婴，他说：

"臣伏闻人缘有不忍之心，乍见孺子将入井，怵惕恻隐，出乎性，发乎情，不俟勉强，在常人且然，乃若父子至性，残忍成习，至于生子恒多不举，伤天理之和，灭人伦之大，末俗相沿，所在多有。而建剑汀邵四州为尤甚。盖自军兴以来，户口凋残，贪吏奸胥，又复肆其凌虐，丁盐细绢，诛求无艺。愚蠢小民，字杀子而不愿输税，臣钦奉圣恩提刑福建路，二载于兹，闻见所及，惨状不可名言。窃见陛下轸恤斯民，每奏大辟，曲求生路，赤子何知忍令戕害至此。臣谨次本朝律例，故杀子孙徒二年所。宜申严禁令下四州，守臣告民法律，晓示祸福，召人告官，审实，以犯人守财给之。客户兼责成地主除饬属禁戢。外合恭请指挥申严。仰望陛下留神省察，速赐施行，庶生齿渐繁，户口日众，绵国祚，亿万年，无疆之福，不胜至幸"。

在宋朝这一政策的指导下，福建地方官以各种方式尝试改变流行于山区的溺婴习俗。朱熹父亲朱松任政和县尉时，曾作《戒杀子文》，"予来闽中，闻闽不喜多子，以杀为常，未尝不恻然也。无故杀子孙，官法甚明。"他劝导民众不可溺婴，言之谆谆，"他日有谓其子孙曰：'活汝者，新安朱乔年（乔年为朱松之字）'"。魏掞之也采用劝说为主的方式，"建俗生子多不举，为文以戒，全活者甚众"。有一些官员采取奖励生育的方式，刘允济在南剑州"善诱而严戒之。举者给粟赈货，不举者罪焉。俗为之易"。又如"余端礼、郑侨言，福建地狭人稠，无以赡养，生子多不举"。"福建提举宋之瑞乞免鬻建、剑、汀、邵没官田，收其租助民举子之费，诏从之"。朝廷则有给钱养子的政令，"庚子，禁贫民不举子，其不能育者给钱养之"。福建之外，也有施实类似政策的，"己亥，以永、道、郴三州、桂阳监及茶陵县民多不举子，永蠲其身丁钱绢米麦"。

朱熹等道学家也配合官方的行动，邵武军的光泽县存在溺婴习俗，"中下之家，当产子者，力不能举而至或弃杀之也"。但在朱熹等人的影响下，当地设立了举子仓与社仓，其中举子仓的收入，专门用于养活弃婴。

应当说，民间习俗的改变并没有那么容易，尽管有官方的禁止，但在实际上，溺婴习俗在福建长期存在。不过，由于官府的禁令，宋代这一习俗毕竟受到了限制。溺婴恶习在一定程度上的改变，造成福建人口增长。例如："林积仁，宰欧宁三年，民户增一万五千余时以'四最六善'课群吏，瓯宁为第一焉"。可见，宋朝廷对溺婴习俗的禁止，还是取得一定效果的。

须注意的是：宋代闽人溺婴，不仅是溺女婴，而且溺男婴，例如，宋代大儒胡寅是闽北崇安县人，《宋史·胡寅传》记载：胡寅在出生时，差点遭到溺杀的命运："寅将生，弟妇以多男欲不举，安国妻梦大鱼跃盆水中，急往取而子之"。但对闽人而言，男婴有更多的保存价值，所以，民间溺婴以女婴为多，"富民之家，不过二男一女，中下之家，大率一男而已"。这一习俗一直延续到元代，如元代《通制条格》对溺女问题专门规定："今已后女孩儿根底水里撇的人每，一半家财没官与军每者"。这条史料的存在，说明元代溺女婴习俗十分流行，在这种习俗引导下，必然造成男女性别比例失调--男多女少。

二、明清福建溺女婴习俗的流行

明代以来，福建溺婴习俗有很大变化。从男婴、女婴并溺，逐渐演变到只溺女婴。我们知道：宋代福建人溺婴主要有四点原因：

其一，计产育子；

其二，害怕多子分家；

其三，人丁税苛重，不堪承受；

其四，害怕厚嫁破产。

迄至明代，这四点原因有所变化。其一，在计产育子方面，宋代的闽北是一个缺粮的地方，经常发生粮荒，因此，百姓不敢多养儿子。但到了明清时期，闽北成为福建的粮仓，大量粮食源源不断地运销闽江下游，闽北农民不必考虑无法养活儿女的问题。

其二，在害怕多子分家问题上，闽人的观点逐渐向多数中国人靠近，多子多福成为普遍性的观点被接受。我们知道：南宋时期闽北为朱熹等理学家活动的地方，由于这些理学家的影响，源于北方的儒学的一些观念，逐渐被福建民众所奉行，这是可以理解的。如福安县："男女安耕织，兄弟不相离"。

其三，在人丁税方面，明代福建存在实际上的人丁税，这就是以人头计算的盐税。不过，明代福建是否征纳人丁税，其关键不在于人丁实际数额的多少，因为，明代福建普遍存在隐瞒人丁数字的情况，官府所掌握的福建人口数远低于实际数字，这是明代福建史的常识。因此，民众即使有多育的情况，也可以通过各种方式隐瞒，从而减轻人丁税。

其四，在害怕厚嫁破产方面，明清福建人仍然维持宋代的习俗：如邵武，"其俗丰于嫁女俭于教子……嫁女资妆皆欲丰。或益以奁田，妇人以骄其舅姑"。福州，"婚嫁祗以财势相雄，市井有力之家，奁值累千金，至有鬻产治具者。若延师，则纤毫必校。谚云：'有钱嫁女，无钱教子'。其风为已下矣"。由于嫁妆过重，人们在筹办嫁妆时不得不竭尽全力，如崇安县："生女数岁，母即筹办嫁资，其丈夫不以为非，有不吝千金者"。沉重的嫁妆负担常常导致家庭的破产，如清代古田县："古田嫁女，上户费千余金，中户费数百金，下户百余金。往往典卖住宅，负债难偿。男家花烛满堂；女家呼索盈门。其奁维何？陈于堂者：三仙爵、双弦桌类是也。陈于室者：蝙蝠座、台湾箱类是也。饰于首者：珍珠环、玛瑙笄、白玉钗是也。然则曷俭乎尔？曰：'惧为乡党讪笑，且姑姊妹女子勃溪之声，亦可畏也'。缘是不得已，甫生女即溺之，他邑溺女多属贫民，古田转属富民"。其实，这种情况是十分普遍的。又如清代的海澄县："嫁女装资浪费，……薄恶之俗，因而溺女，贼害天良，皆为异日装资虑耳"。显见，明清时代福建仍然流行厚嫁习俗，而且，这一习俗导致福建流行溺女婴习俗。

习俗的变化使明清时期的闽人改变了溺男婴的习俗，但溺女习俗仍在流传，这造成明代福建人口性比例构成的变化。

清代的统治者标榜施仁政，因此较为重视溺女婴问题，在朝廷的督促下，清代福建各县有溺婴习俗的县都设有育婴堂，其经费由政府拨给，或由富商捐赠，迄至晚清，一些西方教会也在福建各县设立了许多育婴堂。如巡视漳州府的一个官员说："漳俗多溺女者，余心为恻然。谓此非莅民责耶？爰集郡县诸长，谋所为收恤计，乃建育婴堂如京师、吴会诸地例。官出俸钱倡始，岁率为常"。因此，从福建各县育婴堂的建立也可以看到当地溺婴习俗之严重，可见下表：

表四清代福建设置育婴堂的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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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州府：闽县、侯官、古田、屏南、闽清、长乐、连江、罗源、永福、福清；

福宁府：霞浦、福鼎、福安、宁德、寿宁；

漳州府：龙溪、长泰、诏安

永春州：永春、德化、大田；

兴化府：莆田、仙游

泉州府：晋江、南安、惠安、同安、安溪

邵武府：邵武、建宁、光泽、泰宁

延平府：南平、沙县、永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