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一在长安的斗争中失利，李世民打算退守洛阳，与朝廷分庭抗礼；如果形势一再恶化，实在迫不得已，就与李建成裂土而战。

然而，此次秘密行动却没有逃过齐王李元吉的眼睛。

他一直在暗中监视秦王府的一举一动，而今这一千多名武装人员忽然大举调动，当然会引起他的高度怀疑和警觉。李元吉立刻入宫，指控张亮阴谋反叛。李渊随即下令逮捕了张亮，命有关部门调查审理。

情况十分危险。万一张亮的嘴被撬开，李世民的麻烦就大了。

所幸李世民没有用错人，张亮算得上是一条好汉。不管审讯官员采用什么手段进行逼供，始终无法从他口中得到只语片言。在毫无证据的情况下，朝廷只好将他释放。张亮随后便按原计划率部赶赴洛阳。

“张亮事件”总算是有惊无险，但是下面这个事件却差点要了李世民的命。

这是一场诡异的夜宴。

就是在这次夜宴上，发生了一起扑朔迷离、备受后人争议的“毒酒事件”。

据旧唐书隐太子建成传记载新唐书、资治通鉴所载与之大同小异：“建成与元吉谋行鸩毒，引太宗李世民入宫夜宴，既而太宗心中暴痛，吐血数升。”淮安王李神通赶紧将李世民送回秦王府。李渊闻讯，立即下了一道手诏给李建成，说：“秦王一向不能饮酒，从今往后不准再举办夜宴。”言下之意是警告太子不要再玩什么小动作，随后李渊便亲自前往秦王府探视李世民。

李渊肯定意识到太子和秦王已经水火不容了，于是就向李世民提出了一个消解纷争的办法。他说：“当初建立大计，后来又平定海内，都是你的功劳，当时就想立你为太子，可你却坚决推辞，我也只好成全你的美意。再说建成年长，当太子的时日已久，我也不忍心剥夺他的继承权。看你们兄弟好像不能相容，都住在京城里，必定要产生冲突，我想让你重新掌管陕东道大行台，居住洛阳，自陕州今河南三门峡市以东的国土都由你做主，准许你建立天子旌旗，一切仿照西汉梁孝王刘武的做法。”

李渊说完，秦王已经泣不成声，以不愿远离膝下为由推辞。

这当然是李世民在故作姿态，其实高祖的安排正是他求之不得的。我们知道，唐朝实行“兵农合一”的府兵制，士兵平时务农，农闲习武操练，战时出征，所以，除非面临战争，由天子下诏，兵部颁令，将领才有权统率军队，否则即使是像李世民这样的十二卫大将军，平时手中也没有兵权。而在长安，东宫和齐王府的势力加起来要比秦王府强大得多。东宫曾私募长林兵两千余人，而齐王也一直在“募壮士，多匿罪人”旧唐书巢王元吉传，两人兵力相加，总数应该不下于三千人。而秦王虽然也“素所蓄养勇士八百余人”资治通鉴卷一九一，但明显处于劣势，双方一旦在京师开战，秦王很可能会吃亏。所以，出镇洛阳对于李世民来说，实在是进可攻、退可守的上上之策。李世民之所以命温大雅和张亮经营洛阳，其用意也正在于此。

李渊最后说了一句：“天下一家，东西两都，相距很近，我想念你的时候就去看你，你不必伤心。”于是事情就这么定了下来。

听到李世民即将被派驻洛阳的消息，太子和齐王大感不妙。秦王一旦到了洛阳，手上就掌握了土地、城池和军队，这无异于猛虎归山，必将后患无穷。二人紧急磋商之后，得出了一致结论如果把秦王控制在京师，要摆平他易如反掌。

随后太子便命人向高祖递上密奏，声称：“秦王左右都是山东崤山以东人，一听说要前往洛阳，没有不欢呼雀跃的，观察他们的心志，恐怕是一去不返了。”同时授意心腹大臣不断向高祖分析其中弊害，劝他收回成命。这些人向李渊说了什么史书无载，但按照上述的密奏内容，其游说之言不外乎如此：一旦秦王据有洛阳这个形胜之地，刚刚统一的国家就会再度面临分裂的危险；陛下您健在的时候，秦王和太子或许还能暂时隐忍，可一旦您千秋之后，双方势必爆发武装冲突，甚至可能导致大规模战争，到时候家国分崩、生灵涂炭，后果将不堪设想啊

也许就是在近臣的如此游说之下，李渊感到此事非同小可，于是暂时中止了命秦王赴洛阳的计划。

以上就是毒酒事件及其余波。

许多学者认为夜宴一事疑点太多，不足采信，很可能是出于贞观史臣的虚构。综合怀疑论者的看法，主要有以下几点：

一、当时太子与秦王已成水火不容之势，双方剑拔弩张，冲突不断，怎么可能聚宴饮酒

二、即便太子为了谋害秦王而故意设下鸿门宴，可秦王明知太子有不轨意图，为何还敢去赴宴，并傻乎乎地喝下毒酒

三、就算秦王去了，酒也喝了，可为何“吐血数升”而不死莫非堂堂皇太子精心准备的毒药竟然是假冒伪劣产品

四、按通鉴记载，毒酒事件是在“太白经天”的六月初一之后的，也就是说，此事发生的时间不会早于六月初一。而让人感到不可思议的是，六月四日玄武门之变就爆发了，那么，李世民怎么可能在中毒吐血的短短三天后就能生龙活虎地发动政变，并力挽强弓射杀太子呢这实在有些匪夷所思。

既然疑点这么多，那么毒酒事件果真是虚构的吗

我们的答案是：未必。

上述质疑也并非无懈可击，值得推敲。由于除了两唐书和资治通鉴，没有更多的史料可资辨别此事的真伪，所以，我们只能从常识和逻辑的角度来进行相关的考察和推论。

第一，中国人最讲究面子，即便是在你死我活的政治斗争中，表面上的东西也是要维持的；背地里越是斗得不可开交，面子上越是要装得若无其事，甚至还要比平时显得更为友善。这在中国人的社会生活中屡见不鲜，不足为奇。所以，李建成和李世民在当时的情况下聚宴，就不是什么不可能的事情。

第二，既然已经赴宴，李世民就没有不喝酒的道理。即便他怀疑李建成会在酒中下毒，那也只是怀疑而已，连兄长请客的酒都不敢喝，岂不是要让人耻笑依照李世民倔强而果敢的个性，这顿酒他非喝不可。联系此前的胡马事件，以李世民对马术的精通，他未必看不出李建成给他的是一匹野性未驯的烈马，但他还是若无其事地骑了上去。由此可见，“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正是李世民的一贯性格。

第三，李建成即使是想毒死李世民，估计也不敢让他死在自己举办的酒宴上，因为这无异于明目张胆地谋杀。在当时高祖仍然想把一碗水端平的形势下，李建成这么做对自己也是不利的。即使他真杀了李世民，毒死自己亲弟弟的罪名也不小。当初他阻止李元吉在齐王府行刺李世民，也是相同的道理。对于在斗争中一直占据优势的李建成来说，应该不至于出此下策。所以，比较有可能的一种情况是：李建成确实下了毒，但不是什么假冒伪劣产品，而是一种药性缓慢发作的毒药，也就是能够对李世民造成重大内伤但不会令其当场毙命的毒药。对李建成而言，最好的结果就是让李世民在中毒的几天或者一段更长的时期后身亡，这样一来不但能达到目的，而且能最大程度地洗清嫌疑，至少也能淡化杀人的罪名。而李世民最终之所以安然无恙，或许就是这种缓发型的毒药在药性和剂量上比较难以控制，因而未足以令他毙命。

此外，还有另一种可能，那就是李世民对这场鸿门宴早已心存警惕，所以只喝了极少量的酒。并且，也有可能事先准备了解药，中毒之后在第一时间服用，从而极大地减轻了中毒症状，保住了性命。

第四，这个事件的发生时间真的是在武德九年六月初一吗

其实这一点历来就遭到普遍怀疑。因为资治通鉴把此事放在了“太白经天”之后，所以人们习惯上认为此事是发生在六月初一晚上，但是除了通鉴之外，两唐书都没有记载具体日期。所以我们认为，此事有可能是发生在玄武门之变的半年之前，也就是武德八年的年底。理由有三：

首先，按照两唐书，此事都是直接记载在“杨文幹事件”后面的，并且旧唐书正是在毒酒事件叙述完后，才出现“九年，突厥犯边”等语，而新唐书的记载顺序也与此相同。这里关键就是“九年”这个时间标志。如果旧唐书也认为此事是发生在武德九年六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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