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年“偷越国境”时寂寞而苍凉的境况相去不啻霄壤。

然而，玄奘还是当年的那个玄奘，信仰还是当年的那个信仰。

唯一不同的，只是外在的评价和世人的目光。

贞观十九年二月，玄奘去洛阳见了李世民。李世民对他极为赞叹和欣赏，劝他还俗从政，玄奘力辞。于是李世民就请他把西行路上的所见所闻记录下来。随后，玄奘在弟子辩机的协助下，用一年时间完成了价值不可估量的大唐西域记。

这是一部当之无愧的世界名著。

它记述了玄奘西行途中所历所闻的150个国家的政治经济、语言文化、宗教信仰、历史沿革、地理形势、水陆交通、气候物产、风土人情等，不但是当时中国人了解外部世界不可多得的一部著述，而且成为后世研究中古时期中亚和印度历史、地理及中西交通弥足珍贵的第一手史料。

众所周知，印度在哲学和宗教方面拥有灿烂的成就，可他们的历史从来都是一笔糊涂账。马克思甚至声称：“印度社会根本没有历史”因此，要研究印度古代史，大唐西域记就是一部谁也绕不过去的重要著作。

一回国，玄奘就开始着手翻译带回来的佛学典籍。唐太宗全力支持他的译经事业，命房玄龄在弘福寺为他组织了一个规模完备的译场，并“广召硕学沙门五十余人”当他的助手。贞观二十二年公元648年，玄奘译出了一百卷的瑜伽师地论，太宗御笔钦赐大唐三藏圣教序。同年，太子李治为亡母长孙皇后祈福所建的大慈恩寺竣工落成，玄奘奉命成为住持，进入该寺继续译经。

唐高宗龙朔三年公元663年，年已六十八岁的玄奘终于译出了多达六百卷的大般若经，而他的生命也已在彪炳千秋的译经事业中走到了终点。

唐高宗麟德元年公元664年二月五日夜，玄奘大师在宜君山的玉华寺圆寂，终年六十九岁。

出殡之日，莽莽苍苍的白鹿原上出现了一支一眼望不到头的送葬队伍。

这里有朝廷官员，有佛教僧人，可更多的是自发为大师送行的长安百姓。史称：“玄奘归葬于白鹿原，士女送葬者数万人。”旧唐书玄奘传

从回到长安的第二十七天起，玄奘就开始着手翻译佛典，一直到去世前的二十七天，他才搁下手中的译笔，诚可谓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十九年间，玄奘带领弟子们共译出佛教经论75部1335卷，计1300万言。

由于玄奘大师对梵文造诣精深，而且学术态度极为严谨，所以由他主译的这批卷帙浩繁的佛教经典，无论是在名相的辨析安立、文义的精确畅达，还是在翻译体例的制订、矫正旧译的讹谬方面，都取得了超越前人的成就，从而在中国译经史上开辟了一个崭新的纪元。后世因此将他与前秦的鸠摩罗什、萧梁的真谛、开元时代的不空，并称为中国佛教史上的四大翻译家。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在这四个人中，其他三个都是外籍僧人：鸠摩罗什祖籍天竺、生于龟兹，真谛是西天竺人，不空是北天竺人，只有玄奘是唯一的中国人。

梁启超说：“自古至今，不但中国人译外国书，没有谁比他多、比他好，就是拿全世界的人来比较，译书最多的恐怕也没有人在他之上。”“法相宗的创造者是玄奘，翻译佛教经典最好、最多的是玄奘，提倡佛教最用力的是玄奘。中国的佛教，或只举一人作代表，我怕除了玄奘，再难找到第二个。”

只有伟大的时代才能诞生这样伟大的人物。

在古代中国，盛世修书一贯被视为国家富强、文化繁荣的重要标志，而玄奘大师西行求法、盛世译经的壮举，又何尝不是为贞观时代添加了一笔不可多得的文化财富，又何尝不是从宗教和文化的层面彰显了大唐王朝的盛世荣光

第九章万邦来朝，李世民成了天可汗

东征突厥，报五年之仇

公元7世纪初，大唐帝国无疑是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

从贞观元年公元627年起，唐太宗李世民就引领着大唐帝国走上了一条励精图治的强国之路，短短十余年间就呈现出一派盛世景象无论是政治的清明、经济的繁荣、文化的昌盛，还是社会的稳定、民生的富庶、人口的增长，无不显示出大唐帝国在文治方面所取得的骄人成就。

然而，文治的昌盛并不必然带来国家的强大。

对此，作为一个从血与火的战场上走过来的帝王，作为一个曾经用刀剑荡平群雄、鼎定天下的创业之君，李世民比任何人都清楚要缔造一个繁荣而强大的帝国，既要有一袭崇文的华服，更要有一根尚武的脊梁。

换言之，李世民所追求的不仅是“垂衣天下治，端拱车书同”李世民重幸武功的煌煌文治，他同时更憧憬着“指麾八荒定，怀柔万国夷”李世民幸武功庆善宫的赫赫武功。

上苍没有亏待李世民。

历史没有辜负李世民。

面对他那经天纬地的宏大抱负，上苍给予了异乎寻常的垂青，历史似乎也显得出奇慷慨就在李世民执政的第四个年头，一个威震四夷、功盖八荒的时代就在他的憧憬和仰望中訇然降临。

这就是令无数后人热血沸腾、心驰神往的天可汗时代。

贞观四年，也就是公元630年，天可汗时代正式拉开了序幕。

第一个被唐朝征服的对手，就是曾经盛极一时的东突厥。

从南北朝时起，东突厥就是历代中原王朝最强大的敌人。到隋大业年间，东突厥在始毕可汗执政时期臻于全盛“东自契丹、室韦，西尽吐谷浑、高昌诸国，皆臣属焉。控弦百余万，北狄之盛，未之有也。高视阴山，有轻中夏之志。”旧唐书突厥传

大业末年，中原板荡，天下分崩，东突厥的百万铁骑屡屡伺机入寇。其兵锋所到之处，城郭宫室焚毁殆尽，财帛子女为之一空。而四方的逐鹿群雄也纷纷依附在东突厥的卵翼之下，如薛举、刘武周、梁师都、李轨、窦建德、王世充、高开道等人，“俱北面称臣，受其可汗之号”通典卷一九七。就连唐高祖李渊晋阳起兵时，也不得不借助东突厥的力量，将其引为奥援。

唐帝国建立之后，颉利可汗即位，依旧肆无忌惮，“承父兄之资，兵马强盛，有凭陵中国之志”，多次倾巢南侵，深入唐朝腹地。“高祖以中原初定，不遑外略，每优容之，赐与不可胜计”，颉利却越发变本加厉，不但“言辞悖傲”，而且“求请无厌”。旧唐书突厥传

如此强大的外患一天不铲除，大唐王朝就一天也不得安宁。

而最让李世民感到耻辱的一次，就是武德九年的渭水之盟。

那一次，李世民刚刚登基，政局未稳，颉利可汗就亲率十多万铁骑直逼长安。李世民被迫牺牲了府库中的大量金帛，与颉利签订了城下之盟，才换取了暂时的和平。

曾经在战场上所向披靡、无往不胜的李世民断然没有想到自己刚当上皇帝就被突厥人无可奈何地要挟了一把，结结实实地敲诈了一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