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见的。因为仔细想想，若非他本人确实为官清廉，只要利用手中职权适当搞一点灰色收入，无论他如何乐善好施，总还会留下一点家底，绝不至于买不起棺材；此外，若非他本人确实是穷，就算玄宗想塑造典型，恐怕也是无从下手，总不能故意扣卢怀慎的工资吧

总之，即便我们仅仅把卢怀慎当成一个特例，但是仅此一例也足以表明开元初年的官场风气和社会风尚，确实要比中宗时代健康和淳朴得多。

除了卢怀慎，作为首席宰相的姚崇，在个人生活方面似乎也是不讲排场，因陋就简的。史称他在担任中书令期间，在京城竟然连一座宅邸都没有，只好长期寓居在长安大宁坊的一座寺院中。资治通鉴卷二一一

和卢怀慎穷得买不起棺材一样，姚崇寓居寺庙之事，同样也让人难以理解。难道玄宗真的“节俭”到舍不得赐给宰相一座房子就算天子不赏赐，难道姚崇自己为官数十年，三次出任宰相，又有好几个儿子在朝为官并且颇有些灰色收入，这样还凑不起钱买一座像样的房子

答案显然是否定的。

稍后我们就将看到，就是因为姚崇那两个宝贝儿子，还有他的一个心腹下属贪赃受贿被揭发，姚崇才被迫引咎辞职的。除此之外，据旧唐书姚崇传记载，姚崇临终前曾“分其田园，令诸子侄各守其分”，可见姚崇生前并不缺财产，自然也就不可能买不起房子。所以他寓居寺院一事，基本上可以认定是在作秀，是为了配合“抑奢求俭”的改革运动而不得不这么做的。

说白了，就是出于一种政治需要。

然而，就算这只是玄宗和姚崇为了教育官民而安排的一场政治秀，可一个堂堂的宰辅重臣，能够长期摒弃个人享受，置首席宰相的体面于不顾，在三年多的任期内始终住在条件简陋的寺院里头，这样的表现，不也是难能可贵的吗如此用心良苦的“秀”，不也恰好能从侧面反映出玄宗君臣的自律、谨严和刻苦吗

无论姚崇身后留下了多少财产，也无论玄宗中年以后变得如何奢侈纵欲，总之，日后的大唐臣民应该都不会忘记，在开元初年，有一个励精图治的年轻天子，主动放弃了许多帝王应有的享受；有一个“清贫宰相”，穷得死后连棺材都买不起；还有一个“蜗居宰相”，你在偌大的长安城里找不到一座属于他的宰相府邸

所以，我们完全有理由说假如没有开元初年玄宗君臣携手同心奠定的基业，也就没有后来那一页歌舞升平的盛世华章，也就没有那一个锦天绣地的巍巍盛唐。

卢怀慎病逝后，玄宗又提拔尚书左丞源乾曜入相，充当姚崇的副手。和卢怀慎差不多，源乾曜拜相之后，也是一切以姚崇的意志为转移，基本上没什么个人主张。每当他上殿奏事符合玄宗心愿的时候，玄宗就说：“这肯定是姚崇的意见。”而凡是玄宗觉得不满意的时候，就会说：“你干嘛不和姚崇多商量商量”

源乾曜真是晕死，碰上如此“偏心武断”的皇帝，他也只能夹着尾巴甘当卢怀慎第二了。所以，无论皇帝对他所奏之事满不满意，源乾曜每次都是老老实实地向玄宗表示歉意，承认事实就是皇帝所说的这样。故而每当朝廷有什么重要事务，玄宗总是催促源乾曜去罔极寺找姚崇。

卢怀慎去世不久，姚崇患上疟疾，便向玄宗告假。玄宗急得不知如何是好，天天派宦官去罔极寺慰问，最多的时候一天派出好几十个，往往是前面一拨宦官还没走，后面一拨宦官就到了。源乾曜觉得大家天天往罔极寺跑也不是办法，就向玄宗建议，让姚崇从罔极寺迁入皇城内的“四方馆”皇家礼宾馆居住，这样既可方便皇帝问讯，又能让姚崇有一个较好的环境养病。

玄宗欣然同意。

可姚崇却不干。

他的理由是，四方馆存放着许多重要的典籍和文件，如果让一个病人住进去，于礼不合，所以坚决推辞。玄宗一听就急了：“设立四方馆，是方便各国的朝贡使节；让你住进去，是有利于社稷。朕恨不得让你住到宫城大内来，区区四方馆，有什么好推辞的”

史书没有记载姚崇后来是否住进了四方馆，但是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就算他住进去了，没过几天就得再搬出来。

因为他的仕途到头了。

导致姚崇下台的表面原因，出在他的两个儿子和一个下属身上。

姚崇长子名姚彝，官任光禄少卿主管宫廷膳食的副部长；次子名姚异，官任宗正少卿主管皇族事务的副部长。姚崇为官，对自己还是比较高标准严要求的，只可惜对儿子管教不严。这俩小子仗着父亲是皇帝最倚重的首席宰相，长期“广通宾客，颇受馈遗”，几年前就曾因请托魏知古而差点惹出祸端，幸赖姚崇机警，才没出事。但他们却没有因此收敛，而是照旧我行我素，招权纳贿，因而颇受当时舆论谴责。

除了对儿子缺乏管束，姚崇对自己的亲信下属也过于纵容。他有个秘书主书，从七品名叫赵诲，收受胡人的贿赂，不料没多久就被人告发了。玄宗对此案极为重视，亲自审问，结果发现案情属实，遂将赵诲逮捕下狱，并判处了死刑。

本来此案与姚崇并没有直接关系，充其量也就是负一些间接的领导责任而已。怎奈姚崇聪明一世糊涂一时，竟然出面营救，由此令玄宗大为不悦。不久，朝廷恰好要大赦，玄宗看在姚崇的面子上，特别在大赦诏书中标出赵诲的名字，下令免其死罪，杖打一百，流放岭南。

尽管皇帝给足了面子，可姚崇还是不无痛苦地意识到经过这件事之后，自己在玄宗心目中的形象已经大打折扣了。倘若不在这个时候急流勇退，万一两个儿子贪赃纳贿的事实再被揭发，那后果真的是不堪设想。

思虑及此，忧惧不安的姚崇不得不向玄宗提出了辞职请求，而且提出了不止一次。

同时，姚崇还向玄宗郑重推荐了一个人，作为自己的继任者。

他就是时任广州都督的宋璟。

开元四年闰十二月，玄宗接受了姚崇的辞职请求，免除了他的宰相之职，改任开府仪同三司；同时将源乾曜罢为京兆尹、西京留守。

姚崇被罢相一事，乍一看似乎有些不可理喻就因为一个七品小文书受贿，便罢免了一个兢兢业业、精明强干、对帝国政治有着突出贡献的宰相，是不是有些小题大做了

其实，无论是赵诲的枉法求财，还是姚崇两个儿子的招权纳贿，都不是导致姚崇下台的真正原因。道理很简单，打狗也要看主人。倘若玄宗仍然倚重姚崇，仍然寄望于他在宰相任上多做一些贡献，那么就算赵诲和姚氏兄弟杀人放火，奸淫掳掠，只要他们不是阴谋造反，玄宗都大可以睁一眼闭一眼，又何必非把姚崇的宰相乌纱摘掉不可呢

所以，真正的原因其实是玄宗本来就已经有了罢免姚崇之意，赵诲受贿的事情，只是恰好让玄宗拿来当一个借口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