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u903();在赵诲一案中，有一个耐人寻味的细节，足以让我们窥见玄宗的真实意图。那就是，当赵诲东窗事发时，玄宗居然以天子之尊亲自审问他，这显然是不合常理的。如果不是玄宗存心要抓姚崇的小辫子，一个小小七品文书的受贿案，又何须劳驾他皇帝大人亲自出马

所以，我们完全有理由认为，玄宗这么做，目的就是要敲山震虎。

换言之，就是故意抓一条狗来打，让主人瞧瞧颜色。

可是，姚崇一直在宰相任上干得好好的，玄宗为什么忽然要把他撸了呢

这就要涉及到玄宗的用人之术了。

玄宗任用宰相的原则，基本上可以用六个字概括：专任而不久任。

所谓专任，就是一改大唐立国以来的集体宰相制，把宰相名额控制为两个，并且一个为主，一个为辅。比如玄宗先后为姚崇配备的两个副手，前面的卢怀慎就被称为伴食宰相，后来的源乾曜同样也是唯唯诺诺；姚崇卸任后，宋璟继任首席宰相，他的搭档苏颋照旧是陪衬人物。这种绿叶配红花的用人原则，正是玄宗刻意为之的。他的目的，就是要把朝政大权全部集中到首席宰相一个人手上。

之所以要实行这种专任制，是因为玄宗亲政后，所面临的是一个“百废待举”的政治局面，所承担的主要历史任务就是“拨乱反正”，因此，只有让一个能力突出的宰相独揽朝纲，才能集中力量办大事，避免集体宰相制下常见的掣肘、推诿、扯皮等低效现象。

但是专任制也有两大副作用：一是宰相大权独揽，最终必然导致皇权受到威胁；二是一人执政必然导致整个政治运作过多地带上个人烙印，从而日久生弊。而要消除这两个副作用，最简单也是最有效的办法就是不要让这个手握大权的宰相干太久。

从这个意义上说，姚崇被罢相绝不是偶然事件，而是玄宗深思熟虑的结果。

姚崇虽然离开了帝国的政治中枢，但是在后来的几年里，玄宗对他依旧礼遇甚隆，仍令其“五日一朝，入阁供奉”资治通鉴卷二一一，在许多大政方针上还是要征求他的意见。

开元九年公元721年，姚崇病逝，享年七十二岁，死后赠扬州大都督，谥号“文献”。

姚崇在任三年多，时间虽然不长，但却与玄宗君臣同心，密切配合，共同开启了清明、高效、务实、俭朴的新政风，终结了自神龙政变以来混乱不堪的政治局面，把帝国引上了一条健全的发展轨道，为盛世的来临奠定了坚实的政治基础。

宋璟：贤臣的典范上

宋璟于开元四年底被玄宗征召入朝，初授刑部尚书，次月擢任侍中时称黄门监兼吏部尚书，正式入相；玄宗给他配备的副手是中书侍郎时称紫微侍郎苏颋。

和姚崇一样，宋璟也是三朝元老，素以“耿介有大节”“当官正色”旧唐书宋璟传著称，武周时期曾为了弹劾二张而与武皇面折廷争，以致铁腕无情的武曌虽“内不容之”，也不免要“惮其公正”。大唐新语卷二

从宋璟回朝之初发生的一件小事，就足以见出他刚直不阿的性情。

当时，宋璟从广州回长安，临近京师时，玄宗特意派遣心腹宦官杨思勖出城迎接。宋璟一路上竟然不与杨思勖攀谈半句。杨思勖回宫后悻悻地向玄宗禀报，玄宗听完，感叹良久。他知道，宋璟这是在恪守“外臣不与内官交通”的准则，于是内心对他愈发敬重。

作为姚崇的继任者，宋璟在国家大政方面大致继承了姚崇的路线方针，基本上可以说是“萧规曹随”，但是在具体的执政风格上，他却与姚崇有着根本的不同。

史称“崇善应变，故能成天下之务；璟善守文，故能持天下之正”。新唐书姚崇、宋璟传对于姚崇来讲，只要大方向是对的，他可以不择手段，所以他身上颇有些权谋色彩；而对于宋璟来说，只有原则才是最重要的，什么事情都要讲究一个规矩法度，是非曲直，无论是皇亲国戚还是天子本人，在这一点上一概不能例外。

其实，宋璟与姚崇的不同并不是偶然的。

玄宗李隆基正是发现姚崇执政过于“权变”，担心日久生弊，才会起用善于“守正”的宋璟，以此弥补姚崇的缺失，矫正朝廷的风气。

宋璟拜相后的第一个重要举措，就是恢复了废弛已久的“谏官议政制度”。

大唐的谏官议政制度始创于太宗贞观初年。当时的制度规定，凡中书、门下两省长官及三品以上官员上朝奏事时，谏官、史官必须随同宰相们上殿，“有失则匡正，美恶必记之”；朝廷各部长官在朝会上向皇帝奏事时，御史有权当面弹劾，并当众宣读弹劾奏章。有了这样的谏议制度，高级官员就无法蒙蔽皇帝，低级官员也不能暗进谗言。所以太宗才能听到各种不同意见，最后择善而从，在兼听博采的基础上作出正确决策。

这就是贞观时代进谏成风，吏治清明的主要原因之一。

然而，到了高宗时代，许敬宗、李义府等人恃宠用事，这项制度就逐渐废弛了。史称当时“政多私僻”，奏事官员往往等到朝会结束后，才在御前呈上密奏，谏官、史官皆随文武百官退出，自然不可能了解奏事官员到底呈上了什么奏议，更不可能发表什么意见。

及至武周时期，女皇武曌以严刑峻法控制臣下，于是事情又走向了另一个极端。谏官、御史们虽然又有了当廷谏议之权，但是往往捏造事实，无中生有，滥用手中职权陷害朝臣，打压异己。所以上至御史大夫，下至监察御史，莫不以相互倾轧为能事。整个帝国政治被搞得乌烟瘴气，人人自危。

到了开元初年，谏官议政制度已经废弛了半个世纪之久。“及宋璟为相，欲复贞观之政”资治通鉴卷二一一。开元五年公元717年九月，在宋璟的一再建议下，玄宗终于下诏恢复了谏官议政制度：“自今以后，除非情况特殊或事关机密，否则一切奏事，均应在朝会上公开报告，谏官、史官议政，皆依贞观故事。”

谏议制度的恢复极大地促进了玄宗朝廷的进谏、纳谏之风，为帝国政治的良性化和有序化提供了坚实的制度保障。玄宗李隆基虽然做不到像太宗李世民那样“从谏如流”，但至少也能在一定程度上做到“虚怀纳诲”。于是在开元前期的二十年间，出现了继贞观之后谏诤风行的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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