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之人。

士人当以天下为己任，除此之外，再无其他，这就是魏徵的政治理念。

可以说这是一种对仕途的热衷，也可以说这是一种对生命的眷恋，但是毫无疑问，无论是对仕途的热衷还是对生命的眷恋，都不足以解释唐太宗对其的信任和重用。

所以，当作为山东宣慰使臣的魏徵不避嫌疑毫不犹豫便将两名东宫旧属开罪释放全不顾自己“东宫旧人”的身份的时候，当作为谏议大夫的魏徵瞪着眼睛直着脖子将唾沫星子溅到唐太宗脸上去的时候，当作为宰相的魏徵公然拒绝在皇帝的诏书上副署的时候，他的心中，大概不曾有过一丝一毫对皇帝至高无上权威的恐惧，所有的，仅仅是一份对天下事尽职尽责的使命感。

在魏徵的身上，我们永远看不到臣子对君王的奴颜婢膝，我们看到的是中国古代知识分子身上那种远比忠贞的节操更为可贵的东西，那是一种最原始的平等观念。

皇帝和大臣仅仅是分工上的不同，在天下人面前，我们是平等的

当然，在一个君权社会里，这种原始的平等观念的存在仅仅依赖于士人的传统和门阀的社会地位是远远不够的。

实际上，古代的封建帝王虽说在加强君权和排斥相权的问题上大同小异，却并不代表这些统治者不需要世族阶层或者士大夫阶层来协助自己治理天下。而魏徵所持有的这种最原始的平等观念之所以能够在那个时代被广泛承认并能够传承到后世，与唐太宗李世民对这种观念的认同与支持是分不开的。

中国古代其实一直存在两种治国理念，一种是所谓的“乾纲独断”，也就是君主自己一个人决定所有大政方针，宰相和大臣只是备为咨询顾问的参谋和幕僚，这种模式，我们可以简称其为“独治”模式，典型的例子是明朝的开国皇帝朱元璋以及清朝自康熙以后的几位著名皇帝；而另外一种模式就是所谓的“垂拱而治”，即皇帝不能独自决定国家的大政方针，宰相和大臣不仅仅拥有执行权，同时还可以以协助皇帝决策的名义与皇帝分享决策权，这种模式我们可以简称其为君臣“共治”模式，典型的例子就是唐太宗李世民。

其实从李世民重新划定三省分工又阙置尚书令之职虚而不授这两点来看，李世民本人对于自先汉以来屡屡对皇权造成倾覆性威胁的相权其实也抱有极强烈的警惕性，这种警惕性甚至绝不比隋文帝杨坚要来得少。所不同的是，杨坚是采取压制相权甚至完全废黜相权相位阙置的方式来杜绝宰相染指最高权力，而李世民则完全不同，他是采取分化相权的方式来避免相权对皇权的潜在威胁。

李世民时期的三省六部制，是运行机制相对健全分工合作相对明晰的一种政治体制。这位旷古绝今的封建统治者采取降低宰相资格门槛的模式来分化相权。前面我们已经叙述过，按照定制，国家拥有六名名副其实的宰相，而李世民又通过“参知政事”等等诸如此类的名义使得宰相的群体更加广泛，在贞观年间的朝堂上，十几位宰相共议国家大政的局面并不罕见。在众多宰相当中，地位最高的左右仆射也仅仅是从二品的官秩，至于中书令和侍中，衔仅正三品，更不必说那些非正式的宰相了。这种群相制的好处在于，决策权由多人掌控，而最终的拟旨、封驳、执行大权分属三省，他们相互制约相互牵扯，不仅仅在决策流程上更加科学更不容易出纰漏，也同时杜绝了宰相独秉朝政成为权臣威胁君权的可能。

虽然在防止相权威胁君权的问题上李世民与杨坚的思路大体一致，但在治理天下的理念上，两个人却是大相径庭。杨坚从骨子里不信任自己的大臣，他唯一相信的只有自己，对臣属的猜忌丝毫不亚于后世一些著名的独裁君主。而李世民却认为，皇帝本人的能力再强，对于治理偌大一个国家而言也是远远不够的。他清楚地认识到自己绝不是一个无所不能的超人，天下可以为李姓一家所有，却绝不可为李姓一家所治。实际上，在两汉三国两晋南北朝几十位君主将近八百年的统治期内，这种认识在皇权内部是普遍存在的。统治者们也并非全都是自大狂，绝大多数人还是有自知之明的，因此这期间虽然不断地有政权更迭，不断地有权臣篡位，统治者们却还是要依靠宰相所领导的政府来统治天下。并非是统治者们不想自己一个人来操控大权，就像后世的一些著名独裁君主一样，而是以他们的能力实际上做不到这一点。

也正因为此，门阀世家和士人的力量才会渐渐崛起，并逐渐在两晋时期成为一股可以主宰天下兴亡的政治力量。其实这个道理不难理解，君主需要通过大大小小各级官吏来治理国家，而这些官吏必须具备相应的受教育程度和文化水平，在那个没有学校，读书成本相对高昂的年代，只有这些门阀世家的子弟读得起书，具备比较高的文化素养，在科举制度兴起之前，统治者们实际上是别无选择的。

李世民身处的时代与魏徵相同，他们同样经历了隋朝由强盛迅速转向衰落乃至王国的动荡时期，缺乏相权制衡的君权给天下带来的危害姑且不论，隋炀帝横死扬州的凄惨结局无疑更令李唐的统治者们悚然心惊。李世民本人就出身关陇世阀之家，世族士人的政治理念也曾经是他自己家族的政治理念，而他又清楚地看到了与这种政治理念背道而驰的可怕后果，那么他在登基之后采取皇帝垂拱君臣共治的政治理念就不足为奇了。

也正是在这种政治理念的作用下，魏徵的那种近乎无礼的平等观念才能为李世民所认同和接受。这并不是说唐太宗是一个具备古代民主思想和平等观念的皇帝，只不过在李世民看来，以魏徵为代表的士人阶层身上这种令人不快的特征对于李唐王朝的统治是有利的。当然，如果这种平等意识有一天真正威胁到了唐室的统治地位，李世民也一样会反过手来用强硬手段予以镇压。然而幸运的是，在李世民作为皇帝统治中国的二十三年当中，这种危机似乎从未出现过。

其实说起来，唐太宗这个皇帝之所以能够成为一个被后世人敬仰尊崇的一代明君，并不是李世民本人的能力比之其他的封建帝王要强出多少倍起码在勤政这一点上，他就明显比不上隋文帝杨坚，而是因为他比别人多了那么几分作为君主的自知之明。

在贞观年初，初秉国政的李世民雄心勃勃，既要使国家富强，又要消除严重的外来威胁。而在此之前一直作为军事统帅在外领兵打仗的李世民很难说这时候已经具备了治理国家和处置琐碎的民政事务的能力，在这种情况下，新的贞观政府采取什么样的决策机制和政治理念，就变得举足轻重了。

大概因为“隋炀帝情节”的存在，使得年轻的新皇帝变得异常谦虚谨慎，他不仅允许鼓励大臣在朝堂上指出他的错误，还制定了一套以“五花判事”为核心的决策流程，不惜以降低决策效率来保证国家大政方针的谨慎出台。隋文帝分三省六部，虽然名义上也赋予了门下省相应的制约职权，但却从未让这一职权真正变为现实过。李世民却实实在在强化了这一省权，因为他意识到，这是能够避免国家出现“乱政”的最后一道拦截索，一旦这道拦截索失效，国家就失去了安定和发展的保障。

然而这道拦截索毕竟是死的，需要一个能够尽职尽责的人来掌握。

贞观朝名臣辈出，李世民的左膀右臂房玄龄、杜如晦，两朝重臣、唐律疏议的执笔人长孙无忌，才兼文武、出将入相的李靖，白身入京布衣拜相的马周，无一不是一时之人杰。然而李世民却都没有用他们来执掌这条拦截索，至于原因，我们不得而知，如果非要列举一个原因的话，我们只能说，大概李世民觉得他们都不合适。

最终掌握这条拦截索的人是魏徵。

如果把贞观政府比作一辆汽车，李世民就是这辆汽车的油门，而魏徵就是那紧急关头能够救命的刹车。

gu903();大业年间的隋朝，就是一辆刹车失灵的汽车，将一个庞大的帝国彻底拖入了万丈深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