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时提出的，其标准有二。第一是建立门类齐全的工业部门，第二是主要工业指标追上或超过俄国。道现在为止，除了钢铁指标尚有差距外，其余指标均超过了欧战爆发前的俄国，1913年，俄国的钢产量为480万吨，到现在下降很多，数字来源不一。有说下降三分之二的，有说一半的。下降是肯定的了，他只关心当初的数字。而中国，1917年的钢材产量突破了400万吨。明年是一五计划的收官之年，钢材产量增长肯定不止50万吨。而最主要的指标国民收入，俄国1913年是70亿美元，中国1917年突破了150亿华元。就算这几年因债务等问题导致华元贬值。150亿华元肯定超过70亿美元了。更不要说一批在世界上相对先进的工业部门的建立，比如汽车，比如医药，比如石油，更是死死地压倒了日本便是对比日本一直是劣势的纺织业。到1916年就扳过来了。现在，纺织业成为了出口大户，大量抢占了日本的市场，令本来就债台高筑财政极为困难的日本雪上加霜。

军事工业的成就更大了，欧战极大地刺激了军工建设，和1914年对日战争相比，军工能力提升了二倍有余，除了部分装备如光学器械等尚需依赖进口外，国防军全部装备实现了国产化，而且经受住了严酷战争环境的检验。一批武器已经达到了国际先进水平，比如步枪、轻机枪和轻型火炮。军事工业的发展有变相促进了基础工业的发展，即使是最挑剔的反对者，也很少在工业建设上提出批评了。

下一步，即第二个五年计划将引进新的概念，在效率、效益上下点功夫，在企业管理，精益理念、标准化及质量管理上下点功夫，国家的工业化建设定会呈现一番新气象

文化教育的成绩同样伟大。特别是教育方面。推行全国性的五年义务教育已经八年了，国民识字率超过了30。这其中有各类夜校、职业学校的贡献。除了边远省份，大一些的村镇都成立了小学校，各县至少设立一所中学。经济条件好一些的县就不止一所中学了。为了鼓励念中学，从1913年起，教育部实行了助学金制度，以减轻贫困家庭的求学压力。在狠抓基础教育的同时，花大力气抓了高等教育，因为国家急需高等专业人才，特别是理工科方面的人才。现在，全国的大学超过了100所，专业齐全，其中重点大学确定了20所，在重点大学建立了一批目标明确的实验室，这是他的优势，对于尖端技术的走向，他比教育部及其他部门有着更锐利的目光这么多年了，还是很难坦然接受同事们的恭维，那不是水平，而是作弊。他很想告诉他们，其实我不是这个时代的人，我说告诉你们的，是后世已经证明了的东西，可是，这个话怎么说呢即使说了，又有谁信呢结果就是导致崇拜，由衷的崇拜，甚至连蔡孑民都撰文说，中国有龙谦，真乃国之大幸。那篇文章令他羞愧难当，直接揉成一团扔进了废纸篓，搞得王兆还以为自己生了气，将报纸从废纸篓拣出来，翻来复去研读，没有发现什么问题呀

工业化需要大批熟练的工人。解决办法就是兴办各类职业学校。现在注册运行的至少有500所之多。跟大学实行高额助学金一样，财政对职业学校的补贴也非常高。

相比经济建设和文化教育。令他感到担忧和烦恼的还是政治体制建设。毫不夸张地说，现行的政治体制是他一手设计的，还算平稳地运行了八年了。他一向认为，制约监督和程序正义是公平的保证，从来就不敢寄希望于人性，有时连自己都不敢相信。更遑论他人了。所以，他一直大力扶持议会的权威，不仅两院议员的薪酬超过了政府机关，而且将世人看来天经地义属于政府的权力剥夺出来交给了议会。立法权不必说了，对于政府的监督权，财政预算的审批权全部给了议会，甚至从1914年起，连省部级正职的任命都成了政务院或总统府提名，议会批准了。

议会权力的激增。除了令政务院强烈不满外，必然地导致议员的身价越来越高，特别是参议员，简直成了嚣张跋扈的代名词，京城流行一个口头禅，俩人在街上发生纠纷，马上脱口而出：你以为你是参议员啊

贿选的现象不可避免地出现了。从1916年以来，已经有7名众议员和3名参议员被监察部核查。其中6人被提起诉讼，只有1人被证明是诬陷。恢复了职务和名誉。免于诉讼的也被剥夺了议员资格。两院还好，基层议会就更是乌烟瘴气了。政务院攻击议会的炮弹多来自基层议会的丑闻。不可否认，基层议会对政府的监督制约是不如国家层面的，而龙谦更重视基层议会的选举、运行，认为只有基层议会确实履行职责了，基层政府才不会懈怠和违法。实际情况是。基层议会的选举和运行和他希望的差距甚大，有黑脸包公之名的监察部长曹敏忠对龙谦做过这样悲观的判断，至少三分之二的省、市、县三级议员是不合格的，要么他的来路不正，要么胡作非为。假如属实。这可是个惊人的数字。曹敏忠进而认为，百姓参政议政的基础极差，出任地方议员的，多是些流氓、讼棍和恶霸，一些议会其实就是黑社会这个词是龙谦发明的，而且，基层议会越来越出现一种令人担忧的倾向，一些历史上的反对势力正在将其当做实现其政治野望的舞台，比如湖北孝感就是一例，其议会成员的政治身份都是从民党系统化出来的反对党，现在却拿着蒙山军的薪水研究如何合法地推翻蒙山军。

那个案子其实是国安总局侦破的。可以引用法律条文治罪的很少，他们中的绝大多数进入议会的程序无可指责。但监察部还是介入了此案，以经济问题抓了几个，判了刑，送到甘肃去治理沙漠了。案子引起了高层的反弹，包括方声远、洪粤诚和陈超都极为重视，对于此案，龙谦曾有一个内部讲话，认为国家民主政治必须付出代价，国民的民主素质需要时间来提高。决不能因噎废食，因为孝感出了问题就否认我们的政治体制。但在私下，龙谦却给国安总局有严厉的指示，不要总盯着外国人，真正的敌人就在我们内部。

政府的情况也不令人满意。贪腐是无法避免的了。特别是那些拥有实权的部门，比如交通、工业和军工部门，甚至教育部也出了不少问题。1917年，龙谦曾让洪粤诚主持召集了一个务虚会，就建国以来政府系统出现的“大型”贪污案进行法律制度层面的研讨。参加会议的一半是议会系统的人员，囊括了各党各派的代表，比较激烈的，比如参议员李烈钧就认为，乱世须重典，现在虽不能说是乱世，但仍需重典，对于贪腐应修改现行法律，严厉制裁，应当学一学朱元璋。更多的人，比如梁启超，则认为贪腐是不可避免的现象，比起晚清政府，现在不知好了多少倍，很是为政府说了些公道话。令龙谦悲哀的是，绝大多数人都忽视了制度问题，不是主张严刑峻法，就是默认贪腐，认为根除是一种不切实际的理想。龙谦发言说，还是要靠制度。共和国是历史上咱新的国家制度，将议会比作御史台是不切当的。如果政府的每一笔开支都得到来自政府系统之外的监督，贪腐就会少的多。工程建设、大宗采购如果按照已有的制度，比如招投标制度、省市县长办公会议制度、过程中和事后的审计制度运行，而不是一个人说了算，贪腐也会少的多。龙谦承认，这个办法虽然是治本之策，但需要时间，需要创造条件。他本人同意李烈钧先生的部分意见，修订法律，加大对贪腐的制裁力度。那次研讨会后，政务院组织了一个代表团出访了美英加等国，学习研究他国的做法，议会和司法部修订了有关法律条款，但实际效果如何，尚需检验。

这就带出了一个新问题。即公民的法律意识问题。中国古代的大部分时候是讲德治的，将打官司的人视为刁民。对于国家颁布的刑法、民法及相应的诉讼法律，没几个百姓懂，更不会用。司法体系建设搞了好几年，用王宠惠、伍廷芳等人的话说就是两张皮，城市，特别是大城市情况好些，广大的农村情况依旧。一个文盲率超过70的国家普及法律之路艰难无比。

这些问题还不是主要问题，内政问题在龙谦看来最严重的有三，一是中央和地方的关系问题，二是蒙山军元老们的问题，三是自己的“接班人”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