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什么”我问。

“转诊介绍。”他写啊写。

“干吗用”

“给肺科。”

“那是什么”

他瞥了我一眼，推了推眼镜，又开始写起来。“他肺部的右边有个黑点，我想让他们复查一下。”

“黑点”我说，房间突然之间变得太小了。

“癌症吗”爸爸若无其事地加上一句。

“也许是，总之很可疑。”医生咕哝道。

“你可以多告诉我们一些吗”我问。

“没办法，需要先去做cat扫描，然后去看肺科医生。”他把转诊单递给我。“你说过你爸爸吸烟，对吧”

“是的。”

他点点头，眼光又看看我，看看爸爸，又收回来。“两个星期之内，他们会给你打电话。”

我想质问他，带着“可疑”这个词，我怎么撑过这两个星期我怎么能够吃饭、工作、学习他怎么可以用这个

词打发我回家

我接过那张表格，交了上去。那晚，我等到爸爸入睡，然后叠起一条毛毯，把它当成祷告用的褥子。我把头磕

在地面，暗暗念诵那些记不太清楚的可兰经在喀布尔的时候毛拉要求我们背诵的经文求求真主大发善

心，虽则我不知道他是否存在。那时我很羡慕那个毛拉，羡慕他的信仰和坚定。

两个星期过去了，我们没有接到电话。我打电话过去，他们告诉我说找不到那张转诊单，问我究竟有没有把它

交上去。他们说再过三个星期，会打电话来。我勃然作色，经过一番交涉，把三个星期改为一个星期内做cat，两

个星期内看医生。

接诊的肺科医师叫施内德，开头一切都好，直到爸爸问他从哪里来，他说俄国。爸爸当场翻脸。

“对不起，大夫。”我说，将爸爸拉到一旁。施内德大夫微笑着站起来，手里还拿着听诊器。

“爸爸，我在候诊室看过施内德大夫的简历。他的出生地是密歇根，密歇根他是美国人，远比你和我更美国。”

“我不在乎他在哪儿出生，他是俄国佬。”爸爸说，做出扭曲的表情，仿佛那是个肮脏的字眼。“他的父母是俄

国佬，他的祖父母是俄国佬。我当着你妈妈的面发誓，要是他胆敢再碰我一下，我就扭断他的手。”

“施内德大夫的父母从俄国逃亡出来，你懂吗他们逃亡”

但爸爸一点都没听进去。有时我认为，爸爸惟一像爱他妻子那样深爱着的，是阿富汗，他的故国。我差点儿抓

狂大叫，但我只是叹口气，转向施内德医师。“对不起，大夫，没有办法。”

第二个肺科医师叫阿曼尼，是伊朗人，爸爸同意了。阿曼尼大夫声音轻柔，留着弯曲的小胡子，一头银发。他

告诉我们，他已经看过cat扫描的结果，接下来他要做的，是进行一项叫支气管镜检查的程序，取下一片肺块做病

理学分析。他安排下个星期进行。我搀扶爸爸走出诊室，向大夫道谢，心里想着如今我得带着“肺块”这个词过一

整个星期了，这个字眼甚至比“可疑”更不吉利。我希望索拉雅能在这儿陪着我。

就像魔鬼一样，癌症有各种不同的名字。爸爸患的叫“燕麦细胞恶性肿瘤”。已经扩散。没法开刀。爸爸问起

病况，阿曼尼大夫咬咬嘴唇，用了“严重”这个词。“当然，可以做化疗。”他说，“但那只是治标不治本。”

“那是什么意思”爸爸问。

阿曼尼叹气说:“那就是说，它无法改变结果，只能延迟它的到来。”

“这个答案清楚多了，阿曼尼大夫，谢谢你。”爸爸说，“但请不要在我身上做化疗。”他露出如释重负的神情，

一如那天在杜宾斯太太的柜台上放下那叠食物券。

“可是，爸爸”

“别在公众场合跟我顶嘴，阿米尔，永远不要。你以为你是谁”

塔赫里将军在跳蚤市场提到的雨水姗姗来迟了几个星期，但当我们走出阿曼尼大夫的诊室，过往的车辆令地面

上的积水溅上人行道。爸爸点了根烟。我们回家的路上，他一直在车里抽烟。

就在他把钥匙伸进楼下大门的锁眼时，我说:“我希望你能考虑一下化疗，爸爸。”

爸爸将钥匙放进口袋，把我从雨中拉进大楼破旧的雨棚之下，用拿着香烟的手戳戳我的胸膛:“住口我已经决

定了。”

“那我呢，爸爸我该怎么办”我说，泪如泉涌。

一抹厌恶的神色掠过他那张被雨水打湿的脸。在我小时候，每逢我摔倒，擦破膝盖，放声大哭，他也会给我这

种脸色。当时是因为哭泣让他厌恶，现在也是因为哭泣惹他不快。“你二十二岁了，阿米尔一个成年人你”他

张开嘴巴，闭上，再次张开，重新思索。在我们头顶，雨水敲打着帆布雨棚。“你会碰到什么事情，你说这些年来，

我一直试图教你的，就是让你永远别问这个问题。”

他打开门，转身对着我。“还有，别让人知道这件事情，听到没有别让人知道。我不需要任何人的怜悯。”然后他

消失在昏暗的大厅里。那天剩下的时间里，他坐在电视机前，一根接一根抽烟。我不知道他藐视的是什么，或者是

谁。我阿曼尼大夫或者也许是他从来都不相信的真主

有那么一阵，即使是癌症也没能阻止爸爸到跳蚤市场去。我们星期六仍搜罗各处车库卖场，爸爸当司机，我指

路，并且在星期天摆摊。铜灯。棒球手套。坏了拉链的滑雪夹克。爸爸跟在那个古老的国家就认识的人互致问候，

我和顾客为一两块钱讨价还价。仿佛一切如常。仿佛我成为孤儿的日子并没有随着每次收摊渐渐逼近。

塔赫里将军和他的太太有时会逛到我们这边来。将军仍是一派外交官风范，脸带微笑跟我打招呼，用双手跟我

握手。但是塔赫里太太的举止显得有些冷漠，但她会趁将军不留神，偷偷低头朝我微笑，投来一丝歉意的眼光。

我记得那段岁月出现了很多“第一次”：我第一次听到爸爸在浴室里呻吟。第一次发现他的枕头上有血。执掌

加油站三年以来，爸爸从未请过病假。又是一个第一次。

等到那年万圣节，星期六的下午刚过一半，爸爸就显得疲累不堪，我下车去收购那些废品时，他留在车上等待。

到了感恩节，还没到中午他就吃不消了。待得雪橇在屋前草坪上出现，假雪洒在花旗松的枝桠上，爸爸呆在家里，

而我独自开着那辆大众巴士，穿梭在半岛地区。

在跳蚤市场，阿富汗人偶尔会对爸爸的消瘦议论纷纷。起初，他们阿谀奉承，问及爸爸饮食有何秘方。可是询

问和奉承停止了，爸爸的体重却继续下降。磅数不断减少，再减少。他脸颊深陷，太阳穴松塌，眼睛深深凹进眼眶。

接着，新年之后不久，在一个寒冷的星期天早晨，爸爸在卖灯罩给一个壮硕的菲律宾人，我在大众巴士里面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