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

个带着头巾的男人也给人自信、安适的感觉。这可以从他站立的样子看出来：他双脚微微分开，手臂舒适地在胸前

交叉，他的头稍微有些倾向太阳。但更多的是体现在他的微笑上。看着这张照片，人们一定会想，这个男人认为世

界对他来说很美好。拉辛汗说得对：如果我碰巧在街头见到他，一定能认出他来。那个小男孩赤足站着，一只手抱

着那男人的大腿，剃着短发的头靠在他爸爸的臀部上。他也是眯眼微笑着。

我展开那封信。用法尔西语写的，没有漏写的标点，没有遗忘的笔画，没有模糊的字词字迹整洁得近乎孩

子气。我看了起来：以最仁慈、最悲悯的安拉之名我最尊敬的阿米尔少爷：

亲爱的法莎娜、索拉博和我祈望你见信安好，蒙受安拉的恩宠。请替我谢谢拉辛汗老爷，将这封信带给你。我

希望有朝一日，我能亲手捧着你的来信，读到你在美国的生活。也许我们还会有幸看到你的照片。我告诉亲爱的法

莎娜和索拉博很多次，那些我们过去一起长大、玩游戏、在街上追风筝的事情。听到我们过去的恶作剧，他们会大

笑起来

阿米尔少爷，你少年时的那个阿富汗已经死去很久了。这个国度不再有仁慈，杀戮无从避免。在喀布尔，恐惧

无所不在，在街道上，在体育馆中，在市场里面；在这里，这是生活的一部分，阿米尔少爷。统治我们祖国的野蛮

人根本不顾人类的尊严。有一天，我陪着亲爱的法莎娜到市场去买土豆和馕饼。她问店主土豆多少钱，但他充耳不

闻，我以为他是个聋子。所以她提高声音，又问了一句。突然间有个年轻的塔利班跑过来，用他的木棒打她的大腿。

他下手很重，她倒了下去。他朝她破口大骂，说“道德风化部”禁止妇女高声说话。她腿上浮出一大块淤肿，好几

天都没消，但我除了束手无策地站在一旁看着自己的妻子被殴打之外，还能做什么呢如果我反抗，那个狗杂碎肯

定会给我一颗子弹，并洋洋自得。那么我的索拉博该怎么办街头巷尾已经满是饥肠辘辘的孤儿，每天我都会感谢

安拉，让我还活着，不是因为我怕死，而是为了我的妻子仍有丈夫，我的儿子不致成为孤儿。

我希望你能见到索拉博，他是个乖男孩。拉辛汗老爷和我教他读书识字，所以他长大成人之后，不至于像他父

亲那样愚蠢。而且他还会射弹弓有时我带索拉博到喀布尔游玩，给他买糖果。沙里诺区那边仍有个耍猴人，如果

我们到他那儿去，我会付钱给他，让猴子跳舞给索拉博看。你应该见到他笑得多么开心我们两个常常走上山顶的

墓地。你还记得吗，过去我们坐在那儿的石榴树下面，念着沙纳玛的故事旱灾令山上变得很干，那株树已经

多年没有结果实了，但索拉博和我仍坐在树下，我给他念沙纳玛。不用说你也知道，他最喜欢的部分是他名字

的来源，罗斯坦和索拉博的故事。很快他就能够自己看书了。我真是个非常骄傲和非常幸运的父亲。

阿米尔少爷，拉辛汗老爷病得很重。他整天咳嗽，他擦嘴的时候，我见到他袖子上有血迹。他消瘦得厉害，亲

爱的法莎娜给他做米饭和蔬菜汤，我希望他能多吃一些，但他总是只吃一两口，即使这样，我相信也是出于他对亲

爱的法莎娜的尊重。我很为这个令人敬爱的男人担忧，每天为他祷告。再过几天，他就要去巴基斯坦看医生了，奉

安拉之名，他会带着好消息归来。亲爱的法莎娜和我告诉索拉博，说拉辛汗老爷会好起来。我们能做什么呢他只

有十岁，对拉辛汗老爷十分敬爱。他们两个很要好。拉辛汗老爷过去经常带他去市场，给他买气球和饼干，但他现

在太虚弱了，再也做不来。

后来我常常做梦，阿米尔少爷。有些是噩梦，比如说梦到足球场上挂着腐烂的尸体，草地血迹斑斑。我会很快

惊醒，喘着气，浑身大汗。但是，我梦到的事情多数是美好的，为此得感谢安拉。我梦到拉辛汗老爷身体好起来了。

我梦到我的儿子长大成人，成为一个好人，一个自由的人，还是一个重要人物呢。我梦到花儿再次在喀布尔街头盛

开，音乐再次在茶屋响起，风筝再次在天空飞翔。我梦到有朝一日。你会回到喀布尔，重访这片我们儿时的土地。

如果你回来，你会发现有个忠诚的老朋友在等着你。

愿安拉永远与你同在。

哈桑

我将这封信看了两次，把信纸折好，拿起照片，又看了一分钟。我把它们放进口袋，“他现在怎样”我问。

“信是半年前写的，我到白沙瓦去之前几天。”拉辛汗说，“离开之前我用宝丽莱拍了这张照片。到达白沙瓦一

个月后，我接到一个喀布尔邻居的电话。他告诉我这么一件事：我离开之后不久，有个谣言迅速传开，说一个哈扎

拉家庭独自住在瓦兹尔阿克巴汗区的豪宅里面，大约是塔利班放出的风声。两个塔利班官员前来调查，逮捕了

哈桑。哈桑告诉他们，他跟我住在一起，虽然有很多邻居作证，包括打电话给我那个，但他们指控他说谎。塔利班

说他像所有哈扎拉人那样，是骗子，是小偷，勒令他全家在天黑之前搬离那座房子。哈桑抗议。但我的邻居说那些

塔利班的党羽觊觎那座大房子，就像他怎么说来着是了，就像饿狼看见羊群。他们告诉哈桑，为了

保障它的安全，他们会搬进来，直到我回去。哈桑又抗议。所以他们将他拉到街上”

“不。”我喘气说。

“下令他跪下”

“不天啦，不。”

“朝他后脑开枪。”

“不。”

“法莎娜尖叫着跑出来，扑打他们”

“不。”

“也杀了她。自我防卫，他们后来宣称”

但我所能做的，只是一次又一次地低声说着：“不。不。不。”

我想着1974年那天，在医院的病房里面，哈桑刚刚做完补唇手术。爸爸、拉辛汗、阿里和我围在哈桑床前，

看着他举起一面镜子，察看他的新嘴唇。如今，除我之外，那个房间的人要么已经死去，要么即将死去。

接着我还看到其他东西：一个男人穿着人字型背心，将他那把俄制步枪的枪口抵在哈桑脑后。枪声在我父亲房

子那条街道上回荡。哈桑扑倒在柏油路上，他那不求回报的忠贞生命，像他以前经常追逐的断线风筝那样，从他身

上飘走。

“塔利班搬进了那座房子，”拉辛汗说，“他们托词赶走非法占有他人财产的人，杀害哈桑和法莎娜被法庭当成

自我防卫，宣布无罪。没有人说一句话。我想主要是出于对塔利班的恐惧。但也是因为，不会有人为了一对哈扎拉

仆人去冒什么风险。”

“他们怎么处置索拉博”我问。我觉得劳累不堪，精疲力竭。一阵咳嗽袭击了拉辛汗，持续了好长时间。当

他最终抬起头时，他的脸涨得通红，双眼充血。“我听说他在卡德帕湾区某个恤孤院里面。亲爱的阿米尔”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