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出去。

完成了这项工作之后，洪钧如释重负，起身来到了窗前，一把推开了窗子，望着远处的一轮红日，深吸了一口窗外吹进来的冷空气。

此时已是深冬，北京已经下过数场雪，甚是寒冷，但洪钧此时此刻，想着远在法国的芳汀，却并没有感觉到多少冷意。

什刹后海，恭王府。

北京城的冬天，已较秋末时上了几分寒气，回到府中的恭亲王和前来作客的文祥都已换上了月白长衫，此时二人正端坐在恭王府内堂中的炕床上，红木的炕几上已经摆上了四干四湿八个高脚果盘。二人一边喝着茶，一边聊着天。

“王爷，皇太后赏了这林鲲宇巡抚衔，须知我大清立国至今，尚无如此年轻之巡抚啊”文祥手捧着托盖碗茶，看着恭亲王，微笑着说道。

“年纪是轻了些，不过这个林鲲宇办起事来，可谓老成周到，皇太后是看重他的才能，是以才破格提拔。”恭亲王的语气中隐隐透着几分赞赏，“其实论他立的这些个功劳，赏个巡抚也不为过。”

“今儿的事，王爷听说了没有”文祥想起今天宫里发生的那件“大事”，笑着问道。

“听说了。这事儿着实透着蹊跷。”恭亲王笑了笑，说道，“他林鲲宇说的这个西洋诸国的孝道俗谚，其实现在听着也没什么，哪比得上圣贤之教，但是偏偏皇后和慧妃就听进去了，你说怪不怪。要说这林鲲宇还真是运气好，这当口偏偏让他给赶上了。两宫皇太后对他，想不高看一眼都不成了。”

“其实，此人称西洋诸国讲求孝道，与同，是有些牵强的。”文祥揭开茶碗，品了一口香茗，道，“但让我佩服他的，便在此处。他这个提法，等于是破咱们办理洋务的死结呢。”

“噢文中堂何出此言”恭亲王笑着问道。

“王爷可知，这办理洋务，最难的在何处”文祥没有直接说出答案，而是反问了一句。

“这办理洋务，最难的，便是朝野上下，一味的狃于成见，不思变通。”恭亲王叹息道，“连开个算学馆，便说要亡国，你想想还能办什么”

文祥知道恭亲王说的是朝廷当年开办天文算学馆引发的那一场从上到下的巨大风暴，他回想起旧日的往事，也是叹息连连。

1858年的中英天津条约明文规定：“嗣后英国文件俱用英文书写，暂时仍以汉文配送，俟中国选派学生学习英文，英语熟习，即不用配送汉文。自今以后，遇有文词辩论之处，总以英文作正义。”这直接刺激了清廷高层在1862年设立同文馆，以专门培养外交急需的翻译人才。

成立于1862年的京师同文馆，是唯一由清朝最高决策层直接领导的改革机构。其设立的初衷，是有感于中外交涉言语不通，经常因为词不达意而导致小事酿成大衅。基于这一紧迫的现实需要，设立之初并未遭遇太大的阻力。

但当1867年，恭亲王奕忻与曾国藩、李鸿章等洋务派大臣认可了“一切西学皆自算学出”的“新思想”，而决定在同文馆增设天文算学馆时，却挑战了传统中国文人士子的“”底线，进而引发了一场清帝国权力最高层的激烈内斗。

第二百零一章真正的绊索

同文馆设立之初，只是单纯学习英、法、俄三国外语的学校。但随着自强运动的推进，恭亲王、文祥、曾国藩、李鸿章等人开始觉察到，若要切实做到“师夷长技”，造出洋枪洋炮，就必须去学习制造原理，而要学习制造原理，则中国以经史教育为主体的传统教育显然已无法满足人才的需要。

当时著名的洋务思想家冯桂芬即认为：“一切西学皆从算学出”。这种观点之后看来不尽准确，但却道出了要害要学习西方科学技术，则必须先培养具备算学、物理、化学等自然学科基本常识的知识分子，仅仅学习外语是远远不够的。

在这么样一种背景下，恭亲王与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等人在1866年年末正式奏请朝廷在京师同文馆内添设天文算学馆，理由很明确“洋人制造机器火器等件，以及行船行军，无一不自天文算学中来”。

应该说，恭亲王文祥等人对此举可能遭致的阻力，事先已有一定的心理准备。在奏章里，恭亲王提前给朝廷打了一剂预防针：“论者不察，必有以臣等此举为不急之务者，必有以舍中法而从西人为非者，甚且有以中国之人师法西人为深可耻者，此皆不识时务也。夫中国之宜谋自强，至今日而已亟矣，识时务者莫不以采西学、制洋器为自强之道。”

奏请得到了慈禧所控制的清廷最高领导层的认可。在天文算术馆顺利进入筹备阶段的同时，一股抵制、反对的暗流也正在悄然汇聚。1867年3月5日监察御史张盛藻的一纸奏折，终于引爆了这场大论争。

张盛藻在奏折里指责说：朝廷令科甲出身的“正途人”去学习这些机巧之事，而且还用升官、银两赏赐来诱惑，是重名利、轻气节这样搞，会把“读孔孟之书，学尧舜之道”的“正途人”引向歧途。

在恭亲王等人的操作下，张盛藻的奏折被皇帝谕旨严厉驳回。谕旨里说，天文算学是儒者应当学习的知识，不可视为“机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