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u903();“大人，除了左季高，那起子台谏，也不得不防。”薛福成提醒李鸿章道。

“昨儿个，不是见了邸抄了么”李鸿章哼了一声，说道。

正如薛福成所言，另一股逆流经过多日的酝酿和等待，已经耐不住性子的涌流而来。

如果说“海防论”和“塞防论”只是夹带“湘”与“淮”、左与李两派历史恩怨的、不同的国防观点之争，那么，新荡起来的这股子逆流，则完全是以“清议”自居的封建统治阶级顽固派对“自强”运动的挑战。

首先跳出来的是礼亲王世铎。

这位礼亲王，是个为人贪鄙、昏庸、顽固保守的政客。他在同治年间授内阁大臣、宗人府右宗正、宗令，关于他的昏聩，时人陈赣一有过这样的记载：

清礼亲王世铎，年迈昏庸，不识时务。其子侄辈，有自欧洲游历归国者。世铎见面，问之曰：“洋鬼子国亦下雪否”诸子侄皆掩口胡卢，对曰：“中外同一天地，风霜雨雪一也。”世铎默然。

一个连外国是否下雪都不知道的王爷，在中国政坛却能做到游刃有余，充满政治智慧。世铎向慈禧太后递的这道折子，便足以显示其“滑头”的水平。在折子中，世铎先是试探慈禧太后的口风，虚言了几句“洋枪炮、水炮台、水雷还是要买的”，然后，话音一转，提出问题：“那铁甲船是很大很重的吧买了它停在哪里呢再说每艘铁甲船要花几百万银子，也太贵了。要不还是别急，就让林义哲、李鸿章、沈葆桢先去考察考察，回来研究研究再说吧。”

礼亲王的折子是一个信号，它等于是告诉那些多日恨恨不语的嘴巴：该说的我可带头说了，就看你们的了。

急不可耐的黄体芳涨红着一张卫道的面孔跳了出来，高叫：“立国之道，尚礼义不尚权谋；根本之图，在人心不在技艺”，中国需要的绝不是花银子建什么劳什子海军，而是应该像老祖宗定的那样，“但修我陆战之备，不必争利海中；但固我士卒之心，结以忠义，不必师洋人机巧”

接着，御史古咏贤的奏折更是充满着谩骂：“造兵轮撤艇船指旧式水师舰船，名为设防，实为撤防。丁日昌如此谋国，不知是何居心”甚至咒骂丁日昌为卖身洋人的“丁鬼奴”。

如果反对派的奏折内容仅止于此，李鸿章完全可以坦然相对。他自出道儿以来，就从没有怕过让人背后骂娘。可是很快，他发现他的对手并不简单，他们的言论绕过了建不建海军、怎么建海军的具体问题，而直接指向了要害你林义哲李鸿章之流建海军，是“以夷变夏”，背叛祖宗是“名教罪人，士林败类”别看你摆出一副忧国忧民的忠臣相儿，说不定你还要“挟洋务以自重，恃洋器而自雄”，想拥兵自重，当挟天子以令诸侯的白脸儿曹操吧

“制机器，造洋船，即不能不学洋学，学洋学即不能不以洋学之精否为人才之用舍，窃恐天下皆将谓国家礼义廉耻为无用以洋学为难能，而人心因之解体，其从而习之者必皆无耻之人，洋器虽精，谁与国家共缓争哉”

第四百三十七章经略大洋

第四百三十七章经略大洋

“洋人之所长在机器，中国之所贵在人心”

“敌之畏者，中国之民心；我所恃者，亦在此民心。纵洋人机器愈出愈奇，我不可效日本覆辙，为所愚弄事事师法西人，以逐彼奇技淫巧之小慧，而失我尊君亲上之民心也”

“中国以章句取士，正崇重尧舜周孔之道，欲人诵经史，明大义，以敦君臣父子之伦也。人若不明大义，虽机警多智，可以富国强兵，或恐不利于社稷”

如此这般的奏折，如同雪片一般飞来，大有将“海防派”一举淹没之势。

尽管清议汹汹，但令李鸿章等人感到欣慰的是，士林这一次难得的出现了不一样的声音。

监察御史司马渊在奏折中破例的引用了林义哲西国圣道考里的话，认为既然“中西圣道同源”，则“西国之富强”，除了“机器之机巧”，亦有“圣教忠义之道”，他认为二者不可偏废，既然中国在“机巧”方面有所不足，那就应该学习西方，“取彼之长，补中国之不足”。因而他在奏折中表示了对海防建设的支持，但他仍然强调，“海军之设，当以忠孝节义为本”。

另一位御史周元宏则上书说，“圣人以天地万物为师”，学习西方是应该的。西方无论海陆军皆强于中国，中国无论海防还是塞防，都应该向西方学习，他也引用林义哲西国圣道考当中的话说，既然西方国家学习了中国的圣贤之道，“政教大兴，文物阜盛”，圣贤之道是中国所长，西国都愿意学习，那么对于“机器奇巧”等西方科学技术，中国也应该学习，并且还要有所发展，争取超过西方。他在自己的奏折中还引经据典的考证说，宋明时“机巧之学，中国犹在西国之上”，西方从中国学习了不少科学知识，并发扬光大，至有今日西方科学之兴盛，而现在西方既然在这方面超过了中国，那么中国就更有理由和责任将这些再学回来。是以学习洋学，也不至于让中国的人心解体。

类似象司马渊周元宏这样的清流士子还有不少，这些人几乎都是林义哲西国圣道考等文章的追捧者，他们在各自的奏疏中纷纷表示了对中国周边局势的忧虑，虽然他们仍然顽固的坚持的政教优于西方，但也认为应该向西方学习，取长补短。这些人的声音无形当中成了洋务派的极大助力，也成了士林分化的一个征兆。

林义哲的那篇西国圣道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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