玉霖所谓的《梁律》也就是《大梁律》。

大梁开国百年，历经三朝。太（和谐）祖皇帝在朝之末，《大梁律》草创，而后经过几次更定，整齐，至其后嗣即位，才颁行于天下。

然而天下之大，罪行无穷。世人千求百愿，孽缘何起？苦果何结？

远不是一本《大梁律》可尽囊其中。

于是《大梁律》规定，法司官员在议刑定罪时，若在《大梁律》中难以寻到准确的法条为判罪之据，可引与罪情最为相关的法条作为依据，再根据实际的罪行，在量刑一项上进行适当调整，从而作出相对独立的处刑意见。（此处参考《明朝法律》）

但这只是意见，并不能直接对犯人进行处置，最后仍需将“意见”上报刑部，由刑部议判，再交皇帝批定。

大梁朝君王更迭，经几代皇帝批定的“意见”逐渐累积，终于在奉明年间，经三法司首官们的努力，整齐成集，定名《问刑条例》。

至明奉初年起，《大梁律》并携《问刑条例》几度整理增改，在赵河明的主持，以及宋饮冰、玉霖等刑部官员的合力推动，刑部狱依《律》贯行“悯囚恤囚”之理，禁止法司滥用严刑，迫囚诬服。

十年之间，玉霖跟随赵河明左右，见证了他在法理与人情之间厘出经纬，在“人”的尊严和“法”的严明之间寻觅平衡，师生成果颇丰，她也因此深受鼓舞。

仕途上的良师的确能为后来人劈开道上荆棘，拨云见雾，刑部做官十年，作为一个天生敏感的人，玉霖在精进自身律法修养之余，数次访巡刑狱女牢，轧断了王少廉等人在女囚身上赚钱的门路，后又与赵河明相协，试图在《问刑条例》上，加上对这等狱中淫罪的判定与惩戒，为后来遭难的女囚，提供申述的依据。然而正如她所说，受了苦的女囚们，却宁愿自戕，也不肯作证。

作为《大梁律》的补充，《问刑条例》的增减，依靠的始终是人世间复杂而各异的案例。

无人告，则无以成案。

不成案，则难以成“例”。

因此，玉霖几度欲拿王少廉受审，都在女囚的沉默下告败。

她失落过，但人前人后，却从来没有贬斥过这些女子。

十年之间，她不止一次地对赵河明和宋饮冰说过，卑微的人，保护好自己皮肉和声名已经不易，她是司法官，想的是立法为万世，而狱中之囚，想的则是，每日都能喝上一口干净的水，吃上一口温热的饭。想的是伏法后她们的清誉尚在，还有家人愿意为她们收尸，能入土为安。这一口水，一口饭，她没法端给她们，而那一块后人之碑，她也来立不起来，所以她们怎么选都没关系，她在一日，我就守着那间血淋淋的禁室，来日很多，她总有机会。

诚如她所言，如今机会来了。她成了这刑狱里的死囚，也成了这一逼囚为娼妓的罪行中的受害者，赵河明明白，这个机会是上苍赐她的，赐在她生命的最后一日，即便为了抓住这个机会，她要将自己的名誉彻底杀死于梁京城的万民口中，她也会不惜一搏，用她自身，立起这一“案”，作成这一“例”。

“倒逼”刑部和皇帝，增修《问刑条利》，去救这一群，几乎被他们遗忘的女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