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道君接着又分析了三个村庄的经济状况，这是李道君认为的重点，因为经济状态对社会状态起着决定性的作用，也制约着各自风俗的变化。

庄

乌庄的经济最发达，由于东南工商发达，村民们农闲时可以去工厂等地打工，也可以应征官府工程的民工，获得不少的“工钱”也有部分村民留在村里，通过其它途径“致富”如种桑养蚕，种植棉花。 由于大明工商业发展，对生丝、棉花等原材料需求极高。种桑棉获利极高。而种植桑树，三年成材，便可多年蒋采无忧，是投入小获利大的营生，棉花相对水稻等农作物来说，对土地要求不高、获利空间更大。更有少数村民参加扫盲班后便知道学习“农科”技术，比别人更善种桑棉，故而迅速成富。

李道君做出了一个统计，乌庄每年农闲时期，有近三分之一的青壮去苏州、上海等地方打工，妇人也会去邻近的保丝厂等处打工，短短数月的劳作，获利超过一年耕种的农产品的价值，因此有大约十余户机遇好的。干脆将家中的土地“转包”给他人，全家迁居城镇，专门在工厂等地谋业，数年下来便是康之家。

有近大约三分之二的农户则在种完农田之后专心于桑棉，甚至有些人种植水果等作物。贩卖城镇谋利，少数人则“承包”他人土地，成为大种植户。只有少数农户因为劳动力不足，只能专营农田，日子过得很一般。

在久山村，则有三分之一的农户种植棉麻以谋利，三分之二的农户由于各种原因专心营生农田，不过他们在农闲时出外“打工”的人最多，超过一半，几近三分之二。

灌子滩村则是另外一番景象，绝大部分人靠农田吃饭，只有少部分胆子大的人出外打，营生。大约只占当地青壮的十分之一，而且倍受家族族老的微词，冉此族老们认为这些人出外打工挣钱是“谋小利”减少了对族中公益的“贡献”是对族中其他人的不公。

李道君还通过货币的使用来进一步分析三个村庄的经济状况。

乌庄是使用货币最高的，几乎家家户户有余钱，超过一半的农户在城镇银行有存款。久山村使用货币的情况比乌庄差很多，他们“打工”所得的钱经常是一半用来购买物品,渊乒被储蓄起来。只有不到五分之一的农户在城镇银行有线,打款曰灌子滩村使用货币的情况就更差了，银币几乎看不到，只有少量的铜币流通，大部分是以物易物。没有农户在银行有账户和存款，少数在外打工的青壮也是将现钱换成粮食、布匹等物品。

李道君分析道，这是由于经济发展不同产生的差异，乌庄经济最发达，物产最丰富，获取货币的能力也最强，对货币的价值也认识最清，所以非常欢迎和习惯使用货币。而使用货币之后，这些村民也更加融入到“商品社会”之中。越来越习惯于从城镇使用货币采购物品。

久山村经济和物产一般。所以在接受了“商品社会”的同时依然保留着“农耕社会”的习惯，他们知道货币的价值，但是又怕货币的贬值，所以获得的货币一部分用来购买物品，也算是安心，只留下一部分货币以备不时之需。

他们渴望获取更多的货币，但是又没有太多的途径和能力去获得。

而灌子滩村则依然完全是“农耕社会”在这里村民的眼里，金银铜钱比不上粮食靠得住，一切以粮为纲。

李道君继续分析经济与社会如风俗等方面的关系。在灌子滩村，由于经济不发达，百姓们还要靠天和地吃饭，而在当地那种落后的经济和生产水平下，一家一户是无法“独善其身”必须组成一个大家族进行互帮互助，进而共同承担养老扶弱和助学等公益事务。在这个环境下，家族宗法大于国法。因为国法离他们还很遥远，宗法却是切身攸关，甚至关系到生存问题。

在乌庄，由于经济发展。百姓们养家糊口甚至发家致富都不成问题，所以以大家族形式生活的经济基础已经被打破，再加上政策等原因，所以这里延续上百年的家族制在短时间内土崩瓦解。

而在久山村，养家糊口同样不成问题，但是要想过得更好就有些问题，所以以家族形式还能够帮助村民们解决很多问题，因此也有存在的必要，但是凝聚力就远不如灌子滩村了。

李道君在这篇报告中也指出了商品化和固守农耕的益处和弊端。

商品化一是让百姓们的生活富足，二是让他们能够从家族宗法转入到“国法”这个规则，因为以前只是内部交往，很少与外界来往，宗法这个规则足矣，但是现在不同，他们需要与外界密切往来，自然需要遵守国法这个大规则。

最重要的一点，商品化使得村民们有了“创造力”李道君曾经听刘浩然多次提及这个词，所以在这次调研中着重关注这一点。商品化最大的特征就是物产丰富。村民为了追求财富，为了自己的富足，自然会想方设法去“创造财富”不管是聪慧之人自拓门路还是中平之人学样改良或是愚钝之人跟风而进，他们都在原来的农业生产基础上开始创造新的财富，正是这种创造，成为大明迅速发展的一个支撑。

而在农耕化代表的灌子滩村，由于受条件限制，村民只能在宗族这个环境下生产，而宗族实际上又承担着财富分配的职能。它将不多的物质“按需分配”给有需要的村民手里。因为宗族最大的本意就是“敬宗收族”在敬奉同一个祖宗的旗号下，调节耸族内部矛盾，“均匀公正”地分配财富，以达到宗族和睦的目的。因此在这种体制下，你就是再卖力也只能混个温饱。因为你多余的产出要补贴族中的弱小残老，所以村民也没有创造新财富的动力了。

但是在乌庄，由于商品化，村民们开始逐利而营，因为他们开始认识到金钱的“威力”一切当以挣钱为主，当乡约礼教制约他们时，他们开始摒弃以前遵守的乡约礼教。乌庄的村民开始像苏州、上海等繁华都市学习，追求“新时尚”有了追求奢华的迹象。而原本最讲礼，法的文人学子在历经大明多次变革，他们开始意识到懂经济之道，明律法之制才能发达，于是开始摒弃以前的持礼端重。

李道君指出，乌庄村童学培养出来的“新一代学童”已经不再将圣人之言放在嘴边，而走动辄言挣钱营利，家境几何，甚至开始见到尊长也不执年幼之礼，言谈之间，与鄙妇野夫无异，毫无斯文。诸伸文人无不为之叹息，也成了他们攻击新政一大证据。

刘浩然看到这里，只能默默地点点头，此时的以乡仲名士为代表的“农村知识分子”和晚明时代的文人大不同，他们还严守着气节，遵从着礼节，没有那么虚伪。刘浩然也知道，经济发展，自然会产生一些社会问题，但是他没有想到会来得这么快。

李道君在报告中指出。相比之下，灌子滩村则是民风淳朴。就拿两位乡老而言，虽然地处僻远，衣着简陋，但是不乏丰厚俊伟，不失忠厚朴实，与李道君相交之时，礼貌、言行严守乡约古礼。而那户地主家，虽然家境富厚，但是谨守礼法，居室俭朴，饮食简要。一身青布衫裤，站立如松。农忙时节也下地耕种，与一般农夫无异。版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