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u903();上边既然想要借自己破题，解决洋务运动前路上的障碍，那自己何不把这题目，做得大一些

这个想法如同火星一般，立刻在他的脑中，形成了燎原的烈火

呵呵，你们不是就喜欢抱着孔孟之道不放吗那我就拿孔孟来堵你们的嘴好了

作为一个从后世来的熟知历史的穿越者，他当然知道，西方政制之所以能在近代领先于世界，其实也有中国古代政治文化的功劳。

中国古代文化对于世界文明的贡献，不是只有“四大发明”，以“四书”、“五经”为代表的政治文化，对于人类近代文明也有过积极的贡献。明清之际，欧洲的耶稣会传教士历经千辛万苦，沟通中西文化，把中国当时的主体文化儒学程朱理学，用轮船运往1718世纪的欧洲，在那里曾经形成过100年的学习中国文化的热潮，儒家思想与意大利文艺复兴以来所形成的欧洲新思想相结合，成为欧洲近代历史发展的主导精神启蒙思想的一个重要思想渊源。法国启蒙运动的领袖伏尔泰就是中国儒学在欧洲最有力的鼓吹者，他和他的“百科全书派”把中国儒学，作为反对神权统治下欧洲君主政治的思想武器；程朱理学新儒学，成为德国哲学家莱布尼茨，创立古典哲学的依据，并用以反对罗马教廷的启示神学；被称为“欧洲孔子”的魁奈，以儒学为依据，开创了近代欧洲政治经济学的新纪元，为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形成与发展，奠定了理论基础。

近百年来，中国人、东方人都公认，现代民主就是西方的民主，它起源于欧洲。学习、借鉴，乃至全盘照搬西方的民主，也就成为许多近现代中国人的思想热点。在后世，无论在东方还是西方，很多人都认为，中国的传统文化是实现社会现代化的一种文化上的障碍、精神上的阻力。然而，在半个世纪以前就有西方人指出，以儒学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曾经是1718世纪欧洲资本主义社会，形成和发展的一种精神动力

在原来的历史时空，林义哲就深刻地懂得，文化或是文明，都是人类共同劳动与智慧的结晶。人为地把文化分为东西两个对立的体系，只看各种文化之间的矛盾与冲突，不看各种文化之间的对话与交融，是在特定历史条件下，产生的一种文化偏见。这种文化偏见，在后世已经成为人类文明走向未来的一种精神障碍

现在的清流们不会想到，在后世，由于近代百年来的屈辱历史，加之西方列强的“西方中心论”大行其道，在中国人当中培植起一种扭曲的文化心理。爱走极端的中国人对于自己民族的文化和历史，由原来的高高在上不容亵渎变成了看不起也不愿看的妄自菲薄，这种观念已经成为后世的中国人心灵上一付沉重的精神枷锁

清流们当然也不会知道，中国的儒学在欧洲的影响巨大，17世纪末至18世纪末这一百年，在欧洲逐步形成了“中国文化热”

而清流们的后人后世的愤青不愿意知道也不愿意承认，在他们津津乐道的从明代开始的“西学东渐”时期，同时也是“东学西渐”的时期

第二百零三章以彼之矛，攻彼之盾

早在1699年康熙三十八年，白晋着中华帝国史一书出版，此书的序言，充满了关于中国政治文化的客观资料。他认为“儒学毕竟预示着一种一般的全球性道德观的可能性；汉字也蕴含超越方言、地形的全球性语言的希望”。这两个方面后来也被聪明的哲学家莱布尼茨所运用。

从17世纪中叶以后，大部分在中国的传教士是法国人。他们都受过高等教育，有丰富的学识，在中国长期居住，并且熟悉中国文献，其中不少人在中国的宫廷中供职，能够获得其他任何旅行者不可能得到的中国及其文化的知识。他们写了大量有关中国的记述，传播给法国和欧洲的公众，这使得法国人对中国的了解超过了对欧洲的了解。就在这个时期，中国的论语、大学以中国的智慧为名，于1662年在法国翻译出版、中庸以中国政治道德学为名，于1663年在法国巴黎翻译出版、孟子等四书，以及诗经、书经、易经、礼记、春秋等五经，还有乐经、孝经、幼学，被翻译成西方多种文字在西方发行。

经过耶稣会士们近百年的传播，终于从1685年到1789年，在欧洲形成了100年的“中国的文化热”，法国的巴黎大学，成了“中国文化热的中心”。中国、孔子、儒学，“在欧洲获得了前所未有过的知名度”。尽管18世纪的法国是“英国的世纪”，但是，中国“似乎比英国更受青睐”。1769年有人写文章说，“中国比欧洲本身的某些地区还要知名”。

在这个历史时期，欧洲正处在从中世纪的封建社会向近代资本主义社会转变阶段。在新的历史时期到来之前，需要有近百年的思想准备，要逐步形成新的思想和理论。这个思想准备阶段的主要特点是，意大利文艺复兴的新思想，与耶稣会士传入欧洲的儒家思想，这两种思想之精华的整合。法国文学史创始人朗松认为，自1680至1715年期间，是文艺复兴以来的欧洲文明与中国的儒家思想相融合，进而形成启蒙思想法兰西社会精神的大变革时期。

在17至18世纪的欧洲，有一批大思想家，都曾经非常狂热地崇拜中国文化，如：伏尔泰、莱布尼茨、费尔巴哈、魁奈、歌德。他们“发现，令他们惊讶的是，在两千多年前的中国孔子以同样的方式思索同样的思想，并进行了同样的战斗”。于是他们把孔子的人道主义价值观、民主观、平等观、自由观、博爱观，视为“天赐的礼物”，魁奈在他的中国制度一书中声明：“中国的学说值得所有国家采用为楷模。”费尔巴哈也宣称，法国要想繁荣必须“以儒家的道德代替基督教的道德。”就是这些启蒙学者们响亮地提出，要向欧洲“移植中国的精神”。这就表明，中国的儒家思想，已经成为他们“自由、平等、博爱”等民主思想的一个重要来源和依据。“孔子成了18世纪启蒙学者们的守护神”。

18世纪法国大哲学家、启蒙运动的领袖和导师伏尔泰对儒学的赞赏可以说无以复加，在他的手里，儒学成了反对神权的思想武器，他说：“作为一个哲学家，要知道世界上发生之事，就必须首先注视东方，东方是一切学术的摇篮，西方的一切都是由此而来的。”他是一位睥睨一切传统权威的批判家，但对于中国的传统权威孔子却非但不敢小觑，反而推崇至极。他把孔子的画像挂在家里的礼拜堂里朝夕膜拜，并以儒家思想文化为武器，抨击基督教的。在他心目中，奉行儒家的中国是开明的君主制的典范，那里有真正的信仰自由，佛教、道教、喇嘛教都可以自由传道，大家相安无事，政府只管社会风化，从不规定民间的宗教信仰。他还说中国人是“所有人中最有理性的人”。当然，伏尔泰推崇中国的儒学文化，主要就是看到其中有一种他在当时欧洲现实中难得见到的“自由”精神其具体表现就是宗教宽容。伏尔泰还看到，孔子和西方古代贤哲一样有“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或“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的信条，并“提倡不念旧恶、不忘善行、友爱、谦恭”，“他的弟子们彼此亲如手足”。显然，这就是“博爱”的本义，因而也就和“自由”与“平等”的信条息息相通了。

伏尔泰认为：中国文化传入是对西方文化一次巨大的“文化冲击”，中国文化被发现，对西方思想家们来说，是与达伽马和哥伦布在自然界的新发现，具有同等重要意义的一件大事。他说，当中国已经成为广大繁庶而且具有完善而明智的制度治理国家的时侯，“我们欧洲各国还是一小撮在阿尔登森林中流浪的野人哩”他认为人类文明、科学技术的发展，都是首先从中国那里开始的，而且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遥遥领先。

伏尔泰甚至大声疾呼；法国要“全盘华化”他主张，每个法国人都应该把“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作为自己的座右铭。

除了伏尔泰，法国哲学家费尔巴哈，与狄德罗、爱尔维修同是法国18世纪启蒙运动中，最杰出的唯物主义哲学的代表人物，都是“百科全书派”的领导人。他们也都非常推崇儒学。德国哲学家莱布尼茨他在论中国哲学中也对儒学大加赞赏，他的哲学思想，对于以后德国的哲学家康德、黑格尔的哲学思想，都有重要的影响。

欧洲哲学的启蒙运动开始时，孔子已经成为欧洲的名人。一大批哲学家包括莱布尼茨、沃尔夫、伏尔泰，以及一些政治家和文人，都用孔子的名字和思想来推动他们的主张，而在此进程中他们本人亦受到了教育和影响。在英国，儒学的引入间接的帮助英国废除了世袭贵族政治，而通过法国人的传播，它又间接地影响了美国民主制度的发展。

而这些，是井蛙鼠目的清流们根本所不了解的

林义哲知道，自己担任出使英法全权交涉大臣，在法国和英国呆了近两年时间，关于英法两国政俗风情，已经具备了发言权，那为什么不利用这个有利条件，来一篇大文章，夺取方面的主动权呢

既然这些大清帝国方面的“中流砥柱”如此的抵触西学，那就让他们好好的搬一回石头砸自己的脚好了

想到这里，林义哲一时文思

gu903();